飞说的：“我一直想要一大盒那包在金纸里的巧克力。这样可以分给别人吃，可以向同屋女友炫耀，可以吃很久，大盒还可以留着，表明你拥有过这巧克力。”

2003。6。15

/*35*/是意古人的时候了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的事情。有人先，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饴课孙”和“饮男女”，一样的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亮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人心的就算“不读中国古书论

“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的数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但是有个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秋战国时代著名的。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惜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一本专辑。

最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就当然不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起来富国兵要。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神多，则经济之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地说，再大的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意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就好，不必知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