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开始改革营制，设立团营。他在三大营中选

于是，景帝先派吏右侍郎李实带随员使瓦剌，窥探虚实，并不言及迎驾事。于谦得知也先真心送还英宗，奏明景帝，派右都御史杨善、工侍郎赵荣于七月二十七日使瓦剌。也先接见杨善，却故意刁难。幸而杨善机智灵慧，巧妙对答，才维护了明朝国威。也先询问敕书中为何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言词，杨善答是为尊太师，成就你主动送还的名，否则带有制意味。也先又问，为何不多带金银来赎，杨善答是让你名垂千古，不然后人会以为你图财而非仁义君。也先又问太上皇回去是否就皇位，杨善答：“天意已定，不便再移。”也先又问中国古代尧舜禅让，是否为真？杨善答：尧让位于舜，今上皇让位于弟，古今一辙。也先钦叹良久，哑无言，只好备车驾送英宗返京。

北京保卫战后，景帝对于谦很是倚仗信，授予大权，可以单独皇帝寝奏事，于谦的地位权势，无人可以比肩。于谦对于皇内的争斗无能为力，只能屡屡上疏，调“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加国防和京城的防卫，修缮城池，募民屯田，严肃军纪，惩治了一些贪将。他又发动民众，疏通了漕船运粮草的运河要，心改武，练阵法，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一步增。他还改革京营军队，创立了团营。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而明朝采取拉拢脱脱不、阿拉知院的策略孤立也先，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又提“今日之计，可以养锐，不可浪战”，积极布置，未有丝毫懈怠。为加京师的边防，他调辽东、宣府军，将名将杨洪、罗通等调京师，大同总兵郭登也被命率援。同时加边关的防御，派顾兴祖、刘安等修筑要隘，左都督朱谦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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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礼议定的迎驾仪式很是隆重，景帝以恐遭敌诡计为由删繁就简，只派一辆车迎接太上皇由居庸关，在安定门换乘法驾，从安定门行至东安门。此时，千龚遂荣上疏，说现在迎驾应当效法唐肃宗故事，奉迎应隆厚，景帝应再三避位，上皇持逊让方合古法。景帝然大怒，系之于狱。几天后，上皇至京城，百官于东安门外跪迎，景帝在门内下辇接驾，英宗下轿答礼。两人辞让帝位再三，随后英宗被送到南安顿。

保，总督军务，仍掌兵尚书事。于谦极力推辞，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敢邀功赏哉？”最后才不得不接受。

于谦案四（1）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景帝却犹豫不决，陷两难：若迎回英宗，自己必然还皇位，若不迎回，则必遭非议，就召集群臣商议。于谦和吏尚书王直首先陈言，请即遣使，其他诸臣也多随声附和。景帝颇难堪，怒曰：“朕非贪此位，乃卿等立朕，今复尔反尔，殊为不解。”群臣瞠目结，无以言对。于谦上言：“也先屡败，其意可信。陛下与太上皇兄弟至亲，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今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景帝闻此，方答应遣使。

南即崇质，位于重华东南，是禁失意妃嫔和皇族的专用所，极少有人光顾。景帝又派边大将王骥镇守，以防英宗勾结外界或逃。不久，景帝去除监国称号，堂而皇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明成祖时，京军被编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编成，有步兵和骑兵；三千营，负责扈从皇帝，为骑兵；神机营，使用火铳火炮等新式武。这三大营各有总兵官，名义上都由五军都督府统辖，但实际上五军都督府只负责文书军籍，不战时调派，号令难以统一。又因各营兵不同，训练各异，遇到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互相扯。因此尽有40万京营军，作战能力却很低，也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惨败。

土木之变时，英宗的心腹太监喜宁投降了也先。他授计也先，从宁夏兵，绕过北京，直趋山东、临清，夺取南京，将英宗安置此地作为傀儡，可以长江为界分割中国，与北京的景帝抗衡。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也先攻宁夏边。边关诸将奋勇抵抗，斩敌数千，取得了土木之变后明军在外的第一次胜利。其后，明军又接连挫败也先的几次攻，瓦剌士气大跌。是年五六月间，也先又犯大同、雁门关，均遭惨败。明军士气大震，边防日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