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成效。”崇祯帝当即命令在场的尚书王家桢、工尚书张维枢、吏尚书王永光、兵尚书王在晋在粮饷、兵、用人、兵将方面全力合袁督师，不得懈怠迟误。

袁崇焕又提自己的担心：“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不足，一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肘，亦能以意见臣谋。”这话当着群臣的面说给皇帝听，规劝皇帝不要听信谗言，更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让皇帝当面表态，很有些刺耳。崇祯不觉站起来表态说：“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群臣见皇帝力袁崇焕，齐声请皇帝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以便宜行事。当时持有尚方宝剑的有王之臣、满桂和文龙三大将帅。皇帝当即应允，宣旨收回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用来赐给袁崇焕，准许他相度机宜、自行事。在崇祯看来，只要能收复辽土，所有条件均可答应，辽东一平，大明中兴也就指日可待。

袁崇焕几乎承担了崇祯帝的全期望，自己也到担沉重。临赴关前，他又向皇帝上疏陈述自己治辽的方略和顾虑。方略仍是他以前所提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同时他又指平辽不能急功近利，要稳扎稳打，务求实效，“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是他总结和后金之间的战役而得的持久作战的方略。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顾虑：一是要“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皇帝和大臣不能据片言只语指摘边将，二是兵不厌诈，前线情况虚虚实实，瞬息万变，“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敌人可能用反间计，散播谣言，挑拨离间，也请皇帝和大臣注意。崇祯接到奏章，优旨褒答，赐袁崇焕蟒袍、玉带和银币，表示对他的充分信任。袁崇焕上疏推辞了蟒袍、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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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三（2）

同月，四川、湖广到宁远戍守的士兵因缺了四个月的饷而哗变，其余十三营也起来响应，把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捆缚起来作为人质，迫明廷发饷。

明代征兵采取招募制，明初的卫所制度和兵源征募法已经名存实亡。到明末时只有生活无计的人才去当兵，不仅素质无法保证，而且多数人是冲着军饷而来，靠军饷养活自己和家人。发军饷是即中央财政的职责，但明末中央财政匮乏，虽然年年加征用于平辽的“辽饷”，但许多被冒挪截用，集中到了皇帝和贪官污吏的私家仓库中。此时欠饷已逾四个月，士兵哗变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兵备副使郭广到后，亲自保护毕自肃，并收集了抚赏和自己朋友的两万两白银发给士兵，士兵们仍然不满足，郭广又向商人和百姓借贷，凑足了5万两白银，哗变的士兵才散去。毕自肃上疏承担了罪责，走到中卫所，自缢而死。

八月初，袁崇焕赶到山海关，听到士兵哗变的消息后，即赶到宁远和郭广密商，宽宥了鼓动兵变的首领，准许他们立功赎罪，只惩罚了几名哗变的从犯，同时斩了明知兵变而不及时上报的中军，将兵变平息下来。

但朝廷的军饷依然没有发下。袁崇焕上疏朝廷请饷。崇祯一听要发内帑之银作军饷，很是不悦，又不好明确拒绝，召集群臣商讨。吏侍郎周延儒奏说：“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地军卒动辄鼓噪，其中必有缘故。”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聪慧，很有才华，20多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三年（1630年）为首辅，年仅36岁。为官机智慧，善于察颜观，曾得崇祯帝重与信任。崇祯六年（1633年）他被政敌温仁排挤罢相，后又重新相，最后以兵败被自缢。

罗雀掘鼠是唐代张巡的典故。安史之时，大将张巡被安禄山围困在睢，苦守月旬，军中绝粮，兵士只得张网捕雀、掘捉鼠来充饥，仍守不屈。周延儒此时提这一典故，暗示袁崇焕有以兵变要挟的企图。崇祯帝颔首会意，但也不好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