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戈兰地一侧，他和战友们坐在装甲巡逻车四查看的时候。

前面传来了枪声和动的声响。他的战友忍耐不住地下了装甲巡逻车，向前徒步而去。陈建平看见战友脱下钢盔的那个大大的颅，随后，在黄昏的暮中他看见战友不知为什么飞快地奔跑了起来，再接着，他听见了枪声，是勒斯坦的狙击手发的弹，战友的颅整个被弹掀开，脑浆四溅到战友举起的钢盔中，捧着装有自己脑浆的钢盔，战友足足跑了几十米，才猛然倒在戈兰地劣的土地上。

杀戮让陈建平厌恶，仇恨让陈建平无所适从，而他所追求的激也决非暴力一词可以解释，在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世代生死搏杀中，生于中国上海的陈建平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第二个留学生难以确立自己的立场。

正是在这样可怕并且恐惧的生存环境中，陈建平继续着他的的学业，一直到三年之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从上海来到了以列，他才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在希伯莱大学的学业，先是来到以列《目标》杂志社担任军事记者，稍后，又来到以列最著名的媒之一的《国土报》担任它的东方文化顾问。

时间已是1990年。

在以列生活多年的陈建平已充分地“以列化”。

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每天清晨，陈建平从床上起来，来到街上，用两个谢克尔（以列币）买来一个大大的面包，望面包上涂满油，随后从10谢克尔一瓶的咖啡中倒咖啡在一个大大的杯中，就着苦涩的咖啡，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

中午，如同当地人那样，陈建平基本不吃午餐。

晚餐打理，陈建平早有准备。他总是事先烧好满满一锅黄焖，中还放上许多茶长的时间。

不过，陈建平还是更喜耶路撒冷散发了的历史气息，那经由时间打磨之后的悠然气息，等到陈建平去了俄罗斯之后，他才发现，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以列有着与伟大的俄罗斯相似的氛围，斯拉夫氛围。无论是的白杨，还是带有郁加厘味的汤；无论是弯弯曲曲的弹夹路，还是穿着长裙在斑陆离的老墙下行走的以列女人，它们都酷似着俄罗斯风格。

当陈建平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时，他的目光所及之都是白泥糊起来的房，房的照例都是园园的，下面覆盖着红的瓦片，再下面的白墙上则开着狭长的窗，在这些放的建筑背后无一例外都是的白杨，它们孤独地耸立在耶路撒冷的天空下，仿佛回忆着自西以来的犹太人那悲怆而不幸的历史。

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以中国上海人而不是以列国防军预备役中士的第二份，消消停停地走在它的犹太区、穆斯林区、天主教区以及亚尼亚区时，陈建平的心情是迥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对激生活的追求依然不变，然而，这追求显然更象、更单纯、因此也更形而上，它没有了份变化之后的两难选择，没有在暴力、血腥、苦难面前的简单表态，它更多的让陈建平想到的是对人类文化、人类母语的探求之路，想到的是各民族的语言在何时何地开始了分裂，又在何时何地开始了。而当他站在铭刻着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哭墙下，再抬仰视月光下耸立的阿克萨清真寺，他便知，在耶路撒冷、在以列、在中东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决不能用一些词语简单地加以描述。

1994年期间，在拉宾领导下，以列与阿拉伯世界、与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开始解冻，杀戮终于暂时地中止，和平仿佛就要降临到这块苦难重的土地上。就在这时，陈建平从耶路撒冷回到上海，然后转北京。和他同行的是以列前国防军少校尼维先生，他们是带着和《国土报》老板德籍犹太人“阿斯”的合作使命来到这里的，一个新的故事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