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红门里被八十多岁的老人章士钊惯坏了的“小公主”、“小霸王”。这个大红门内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姥姥从来不许她吃外边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二十多岁才吃到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着姥爷门吃饭，她与姥爷一起坐当时象征特权的老式伏尔加，而上幼儿园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铜车接送。上小学时候姥姥不让在外边上厕所，说是外边的厕所脏，撒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本不知蹲坑是什么样。大院外有小杂院，小杂院的孩都哄着她玩。而姥爷章士钊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扑克哄她赢。这是一个沉浸在过于温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因为家里吃松，洪晃记得就有个福建师傅每个月会来炒一次松，“十斤二十斤，就在我们家挥汗如雨地炒一天，满院都是炒来的香味”。二是洪晃妈妈回忆，说洪晃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钱，自己买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钱的冰，坐在大门门里。向过往的小孩免费发放冰。

这样的童年，当一下被推大红门的时候，真是“一下被吓着了”。

朱伟说洪晃的家（下）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神，尽这反叛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棚，母亲在校，她一下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的工农兵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推成了全班工农孩们的敌人。早饭是从松小馒一下变成了窝咸菜面粥；工农孩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书包。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的东西，回到家一桌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在不知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因为我看到姥姥发了，而平时她的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真实的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的那东西，我已经不知怎么去了。”

洪晃在谈到父母对她的影响时说，她妈妈在她生活中的地位比她爸爸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一直在她边，所以我跟她最亲，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她更有共同语言。”洪晃说，“我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女孩要好、要自立。其实在我妈对我的教育中，没有调要成名这东西，但她会调独立神。我妈属于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她好，对自己特别较劲，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松懈。我妈妈带给我的是一个人要有不断的上心，这上心是有有力的责任心，就是说你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