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没有足够的玩、足够的母与父、足够的游戏环境不同，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缺失”。12岁，她刚刚懂得父母对自己存在不同意义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说：“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事，从小就是那很恐怖的觉。小时候最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去，两个人的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中这些一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还装装样，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然后我就在路边，看着我爸过路到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这时候应该怎样理一个小孩的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戏去了，那时候戏的票多难呵，那是外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三个月后，洪晃带着情与心理的裂痕就去了国，当时她是28个被选来的小留学生之一，之所以能成为28个“小布尔什维克”，自然多少因为章之乔冠华的背景。从大红门“脱胎换骨”后，一下又给上了弟的光环。“先是我妈的大红大紫，我在学校，每天大场广播里主席接见外宾都有我妈，老师也就开始对我剧好，我也就觉得我妈特。那时我妈能国，我就让她给带扑克牌贿赂贿赂老师，那时候国内没有扑克呀。”1974年到国时候是人上人——乔冠华章之每年到联合国参加联大，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的孩自然成为28个中最被者。但不到三年，外长迅速成为被审查对象，她从“弟”又一下变成“可教育好女”，28个孩都跟着她一起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回国时，她的行李被检查，在国买的《福尔斯探案》及其他一些书被抄没。在机场，别的孩都被家长接走，却没有人来接她，最后被乔冠华专案组拉回史家胡同。7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个度政治化的社会，章之在外受审查，乔冠华在后院隔离，父亲又不知去了哪里，洪晃一人在前院门房，也让她代检举父母的问题。从国回来时候正是节前，洪晃这样描述过她的惨状：“大年三十傍晚，专案组让我上街买东西饭，说让我到东风市场买凭本供应的虾。我到那里虾已经卖完，只买到一些虾，怕回去不好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经没多少人，我只有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最后还是街坊邻居接纳了我，让我到他们家过了个年。”

可能正是史家胡同给洪晃童年带来太多幼小心灵的磨难，才养成了她外表什么都浑不怜，内在又特别渴求亲情的个。

我妈妈的惊喜

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上。一会我爸爸溜来，他已经被剃了，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