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松了一口气，伸个懒腰，想叫自己舒服一下，一个陌生女人又来了，进门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头就像攀缘植物一样的附在我的手上。她的脸庞和她的体魄都很壮观，宛如一辆辚辚的囚车疾驶而来，到我跟前戛然一下来了个急刹车。

我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迅速地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她的档案资料，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几何，是个专栏作家。你听说过吗？她问我。没听说过。她又提了一个名字，问我听说吗？当然听说过，她提的那个名字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熟知的，因为语文课本上就有他的作品。她说她是那个作家弟弟媳妇的表姨的侄女。我赶紧在我的记忆库里给这个侄女建了个新文档。她说她的丈夫有了外遇，跟她离婚了，丢下她和她的孩子拂袖而去，她的孩子才五岁。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是在跟神甫告白似的，显然是怕人听到。

我像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听她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这时候，她的眼圈红了。我能做的就是跟着她唏嘘叹息。这娘们正悬浮在被毁灭了的过去和难以设想的未来之间，徘徊。

你需要钱是不是？我问道。

她说是。

你要借多少？我又问。

她赶紧解释说，她不是要借钱，而是她有一部长篇小说新作，叫我出。她的脸色很灰暗，酷似一幅蚀版画，这就更强化了她的楚楚可怜。

好，你把稿子拿来吧，我说，我知道我又动了恻隐之心。西西就总说我，说我的耳朵根子软。我一直有逆反的心态：见得志的人表现出来骄横而傲慢，我就恨不得他倒霉；而遇到倒霉的人垂头丧气又禁不住想帮他一把，叫他东山再起。

在匆忙的迎来送往中，好几次我都想操起电话，给昆虫打个电话，当然最好接电话的是他表妹，可是一想到她手上戴着的订婚戒指，就又犹豫了。

病房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是在午夜，护士第三次来查房的时候。那个名字叫迢迢的厉害护士硬是把所有客人都驱逐出境，而且是连推带搡，我才终于享受到了片刻的清闲。躺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烟——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些小动物在蠕动，很快，我又在窗台下面发现了另一些相同的小动物，只是它们不属于一个部落就是了。那是蟑螂。根据我漫长的三十多年的人生体会：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老鼠、蟑螂和蚊蝇，无疑。

这些蟑螂，在以后枯燥的岁月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乐趣，我可以识别他们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是情敌，以及谁与谁是一对恋人，我甚至给他们起了名字，比如瘸了一条腿的那个叫谷崎润一郎，经常围着我的咖啡杯打转转的那个叫太宰治，喜欢往电视屏幕上爬的那个库普林……

一句话，闲，闲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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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酒宴

好久以后，我都忘不了我躺着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我总是躺着的，我只有在躺着的时候，才觉得舒服些，喘气也均匀多了，这大概是我在病房里唯一的临床特征了。

而其他的人比我似乎更自在，我说的是那些来探视我的客人，他们不但可以挤坐在另一床上、或是椅子上集体开会，也可以三两个人到走廊上去溜达着分组讨论。不久，我的病房就跟贵妇人沙龙差不多了，有人还给起了名字，好听的这个叫“格特鲁德？斯坦因客厅”，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客厅因为海明威常来常往而名扬四海；不好听的那个叫“大车店”。

所有来的人都打着慰问我的幌子，其实未必。我的生活范围十分有限，我结交的人也不怎么广泛，这一点，跟《水浒传》里的宋公明不大一样，来的人无非都是些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和书商，偶而也会来个把印刷厂的厂长什么的。

你发现了吗，咱们这里正好是产供销一条龙，西西苦笑着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没说话，我没什么话可说。西西说的一点不错，作家有了稿子，拿来，给了出版社编辑，出版社编辑审过之后，觉得没啥毛病，就转手给了书商，这样一来，那个编辑还可以拿到一笔策划费，书商再从出版社“合作”个书号，一切都妥了，要是印刷厂的价钱合适，书商甚至可以直接交给厂长，开机印刷，然后只管抽他的烟、喝他的酒，等下一个礼拜看样书了。他妈的，无形中，我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经贸洽谈会”了，而且还用不着交会务费。

我嫌吵，就干脆躲到阳台上去，谁都没有注意到我，谁也没想去注意我，他们忙活他们自己的事情还忙活不过来呢。幸好是阴天，没有火辣辣的太阳。西西怕我再动高空垂直降落的脑子，特意给我找的是一楼的病房。阳台对面有个院子，院子中央有棵古树，古树上落着鸽子，还有少量的荆棘和灌木……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往事——

从乡下初到城市，总有些不大习惯，因为没有青纱帐。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城市里有跟青纱帐同样迷人的东西，那就是电车，有轨的那种。电车走起来，铜铃铛哗啦哗啦地搖，搖得特別的欢实。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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