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认识历程上的大飞跃、大台阶。再过10年到了60岁，孔子的涵养性臻于完善，无论别人的什么话（正面的、反面的、顺耳的、逆耳的）都听得进去，到了“耳顺”的阶段。再过10年已达70岁，孔子觉得自己想事做事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妄想，不妄为，也不错过人生的机遇，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不怎么出差错，不越轨，符合礼教。

孔子毕生好学，知识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乐趣，尽管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不遇知音，碰上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一位地方官问孔子的学生：“你们的老师孔夫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乍然间，学生莫知所对。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那位老师呀，他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乐观的孔子十分平易近人。在他的学生们的眼里，他一面是望之俨然的严师，一面又是“即之可亲”的宽厚长者。他不摆教师架子，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和感情。有一次，他问身边在坐的几位学生：“说说看，你们各人有什么志向？”当学生们一一说出自己的志向后，回过头来对孔子说：“愿闻先生之志。”孔子坦率地告诉学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于丹说的好：“我觉得孔子是一个朴素的温暖的老头，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子贡曾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恕’，他一向以‘恕’道对人就是宽恕包容，所以我觉得孔子的思想非常朴素，他一生都很穷困，所以这样一个朴素厚道的人透过千古的尘埃能够给我们心灵抚慰和温暖。”

孔子一生所做的两件事（1）

有一种类似葫芦的瓜叫匏瓜，它个儿小，分量轻，不能食，但有观赏价值，人们常常把它悬起来，作为摆设。

有一次，佛肸邀请孔子到他那里做官，孔子的心动了，想应邀。孔子的学生子路却不赞成，说道：“老师呀，过去我听你说过，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相处共事的。佛肸这个人不怎么样，他作为大贵族的家臣要搞叛逆活动，你却要他那里去是何道理？”

孔子回答说：“你记性好，我是说过那样的话，不应该到佛肸那里去做官。不过，你别担心，即使到了他那里，我也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不是说最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又不是匏瓜，哪能只悬挂在那里不让人采食呢？”

这一番话反映了孔子急于从政的迫切心理。不过他也有顾虑，毕竟佛肸那人声誉不好，加之学生子路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打消了应邀的念头。

孔子为什么要急于出任呢？是不是想过官瘾？是不是想求富贵？

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那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周王朝已失去了驾驭地方诸侯国的能力，不能发号施令，诸侯国架空了周天子。各诸侯国的政治实权也往往不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掌握在世袭的大贵族手里。以孔子在的鲁国为例吧，鲁国国君并不掌握实权，早已大权旁落，落在三家大贵族手里，大贵族左右国君。这种权力下移的现象似乎产生了力偶连锁反应。奇怪的是贵族家里的大权并不掌握在贵族自己的手中，往往为他们的家臣总管所篡夺。例如，鲁国的季氏贵族之家的大权（收租、调动军队）落在老家臣阳虎的手里（阳虎当了四十多年的家臣）。这种权力下移，这在孔子看来是极不正常的，不仅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破坏了，形成分裂状态，而且以下犯上，把整个的封建秩序也打乱了，社会动荡，百姓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现实，孔子愤然地说：“天下无道！”

怎么办呢？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以维护周王朝的威信，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结束分裂状态。与此同时，要推行仁德治，施惠于民，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平平稳稳，井然有序。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自己出来做官，通过做官掌权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为现实。孔子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启用我的话，我就能把现在混乱的局面改变过来。”他甚至还说：“我要做官，不出三月，就会见到成效。”

孔子有救世之心，热衷于政治，急于想出仕。但是，他又不是见官就要，谁召都去。他是个有原则性的人，不肯枉道而行，守道待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用歪门邪道的办法去获富贵是可羞的，他不要那样的富贵。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胳膊睡觉，也感到快乐。”

不择手段的富贵是不要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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