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脑残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的味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喝纯净呢还是矿泉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租车彻底退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了又，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促才恋恋不舍地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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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呢还是先有，永远争论不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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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车经验总结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穿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里传来震耳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苗肯定完。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答不理的样。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但对于六半起床的学生来讲，能舒服的一觉睡到学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要对重乘客严防死守，充分发挥少年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动，对每天固定站下车的乘客留有印象，以后上车就站他们面前，严密地包围着他们，人家一抬起来自己的就坐下去，保证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