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而用双手捂温度计，隔班上的同学一半的温都超过了标准线，除了虚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恐惧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哪所学校有非典的大学生，哪个邻居的亲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离在医院不让来，猜测与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开始变得最抢手，大家开始拿着档烟酒去跟他们换罩、酒、板蓝。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视，整个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浑浊。超市里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抢手货，现了许久不见的“一抢而光”和囤货。

我除了每天多洗几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并未被打破，依然充当着愤怒的文艺小青年，在北京成里游，日夜期盼的就是快放假。我开始因为文字而结到一些志同合的朋友，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轻而易举地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却和我一样沉迷于文字里不可自。

2003年（2）

有一个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后，每周都绕过大半个北京城来给我送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那时的文艺电影远不如现在臭大街，是用纸袋装的刻录盘，纸带上还写了四个大字“内资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cd里的音乐从张信哲换成了九寸钉和收音机。

我穿着民族服装，着夸张的耳环，每天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约了朋友跑去后海想见见那位老板，当服务员告知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趴在门的石桌上给老板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来表达我对“左岸”这个词崇的敬意。我留下了电话手机家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一个有很净声音的男打来电话，说他叫左岸，很兴认识我。可直到这家咖啡店消失不见了，也依然没人搭理过我。

四月份的时候，非典终于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字，学校正式宣布停课，刚上任的市长就被罢免，每天电视上都会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而最可怕的是死亡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昔日喧嚣的大街上如今空无一人，肩接踵的服装市场里，人烟稀少，只有无聊的店主打着衣。餐馆纷纷关门停业，北京开始变成一座空城，想要逃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北京来的人，还是北京来的车辆，都被贴上了“疑似”的标签，成了不受迎的对象。

刚开始放假在家的日是新奇的，电视上每天还安排了不同年级的课堂，邀请特级教师给全市的孩共同上课，每节课我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吃着零，还时不时地拿着遥控换台，发短信给其他同学一起分享放假在家的喜悦。我更开心自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创作时间，写作不再成为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我光明正大地在日光的照下延展我的思绪，随时与网络上的朋友分享最新的作品，大家在网络上总是相互鼓励，共同编织着绚烂的文学梦。

直到有一天，我对呛鼻的苍叶、苦涩的中药产生厌倦的时候，才开始憎恨非典的来临，它摧毁了我对这个天所有的憧憬。每天不断蔓延的病情，使得无助、恐慌是我读懂最多的表情。我甚至面对地铁空的车厢时到不知所措，每个人都着洁白的罩，表情漠然，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彼此都不再试图受对方的气息，因为害怕病菌的侵蚀，而用罩隔断了惟一的关联，用尽全力保护弥足珍贵的生命。

我因为太过沉迷于文字而变得异常焦躁，甚至有患上神分裂的倾向。我开始莫名地哭泣、发脾气，开始对周围的人产生大的不信任，开始把得不到的东西毁灭，我第一次到文字产生的大力量已经超过了我的控制，我从驾驭文字而变成被文字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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