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子想与艺伎行业以外的人结婚，并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工作。艺伎原本是不可以结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放宽了。艺伎即使结婚了，只要家人理解，依然可以从事这一行业。

现在的艺伎有20至30岁的，也有40至50岁的，而且热海市有一位90多岁高龄的艺伎，现在有时还出来接待客人。很多艺伎结婚后便退出了这一行业，开始新生活，不少人甚至隐瞒自己曾经从事过艺伎的经历，因为许多日本人对艺伎也有误解。

比起洋子，菊千代显得有点内向，却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亲切和真诚。她来自冲绳，进入艺伎这个行业已经十五六年了。当她第一次看见艺伎的样子，就觉得她们非常漂亮，非常动人，这让她产生了最初的当艺伎的冲动。

冲绳和日本的固有文化有所不同，菊千代被这种传统的日本文化所吸引，学起了日本舞蹈，学着学着，她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喜欢这一行。每当她戴上发髻菊千代就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而是一名出色的艺伎。她原本不善言谈，但一戴上发髻，涂上厚厚的白色脂粉，她就变得想说话，即使遇到客人失礼也能强颜欢笑。

对菊千代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能和许多人聊天。她觉得，如果她没有成为艺伎，像普通人那样结婚，过着平凡的生活，她就不可能遇到那么多大明星、知名人士，不会亲耳听到那么多的事情，学到那么多的知识。当这时她就会想，成为艺伎可真好！菊千代计划今后继续学习，学弹三弦，学唱歌谣。但她暂时没有想到结婚，这对她来说，多多少少是个沉重的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日本艺伎一辈子的生活吗？

艺伎中有很多人像洋子和菊千代一样染着茶色头发，闲暇时她们是这个城市的摩登女郎，拿着丰厚的收入、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到了夜晚，她们回归传统，和服的裙裾限制住她们的双腿，使她们变成迈着碎步、举止优雅的艺伎。她们白天是都市中最时髦的女郎，夜晚就会变成传统的艺伎。她们就是这样在现代与传统、自由与规矩中自我调节，寻找平衡。

艺伎在社会巨变中虽然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摆脱了贱民的身份。但是，艺伎并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反，在社会舆论上，对艺伎的歧视却日益加深。尽管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每筵必召艺伎，但报刊书籍上却称艺伎为丑业妇、贱业妇。虽然正式的艺伎不同于娼妓，但终究是出卖尊严、出卖感情的职业，为现代社会伦理所不容。

社会上对艺伎的歧视，一方面是许多艺伎沦落为娼妓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现代的伦理对日本的影响。明治时代，日本人把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学习西方亦步亦趋，凡是西方人认为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务必去之而后快，凡是西方人赞美的则奉若神明。而西方人对艺伎赞不绝口，于是艺伎就成了日本特有的国宝，甚至被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进入现代社会，艺伎一方面不得不出卖尊严，满足上等富有阶层的需要，同时在道义上又受到上等阶层的歧视，她们受了双重的侮辱。

艺伎之路何去何从

虽然日本历史上的艺伎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伎馆林立，从事艺伎人员多达几万人。但现在，由于经济状况，艺伎陷入了困境。在京都，40年前大约有艺伎350人，如今已不足200人。“舞子”（即艺伎新人）的急剧减少，举办宴会以供艺伎表演的茶馆一年不如一年。

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惊人，艺伎应运而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泡沫经济岁月里，公司娱乐预算骤增，旅游业蓬勃发展，艺伎行业财源滚滚。但90年代初泡沫破裂以后，各公司和政府部门厉行节约，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京都等旅游城市逐渐门庭冷落。艺伎的一个待业组织估计，由于最近的经济衰退，生意减少了10％左右。在这些艺伎看来，这个数字似乎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艺伎消费，本来就是一项成本高昂的娱乐。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能力支付的高额费用，并且志愿者“后备军”人数的越来越少，不仅使日本的这项国粹再难发扬光大，而且不无绝种的危险。就像一位京都艺伎说的那样：“无论艺伎有多么深的传统和多么高的门槛，终归难以抵御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座敷’数量在锐减，豪游的男人越来越少……每当离开花街，再回头向里眺望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尾声艺伎的未来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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