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当然不会。”

“你仍然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尽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辩，对于那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表情。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的吗？”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求疵。”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你以为我们的客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那我些什么呢？”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时，我自会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首先，你将为这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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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太长了。”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没人会那么，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调查工作，找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我知你不会。”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和思考了——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份不明，或者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风，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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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燥的床，一份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我会丢工作吗？”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