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各县市在各路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古邑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有良知的发现这情况之后，曾经把情况反映给省委，但是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古邑地委严厉批评理，已经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那个人还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在古邑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的神。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领导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不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又推向了，人民群众在火之中。

后来，那些严重的问题毕竟是捂不住盖了，又一次古邑会议就决定逮捕官城县委书记，并要求将其判死刑，主要是因为他打死了前任县委书记，罪名并不是因为饿死人太多。省委是想用杀官城县委书记来表示对古邑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行了严肃理，还是为了捂盖。那个县委书记被定死刑报中央后，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难错误都是县委书记的？古邑党委书记没有错误？省委书记没有错误？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个县委书记被判了死缓，县委副书记当了官城县的县委书记，在他上就发生了一桩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政绩注案”。这个县委书记上任伊始，走村串，访贫问苦，上级要求大炼钢铁，建起炼钢炉3627个，将锄、铁锨等农也扔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钢铁。”结果造成劳民伤财。为了跑步共产主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官城县一哄而上建立起了农民大堂3489个，建立了机关、学校、幼儿园、妇产院、敬老院堂985个，说全县人民全过上了就餐下堂，吃饭不要钱的“好日”。为了跃全国卫生先县，又命令官城县开始全县搬家，毁掉一家一的厕所、粪坑，烧掉木制家，男女分别集中住宿。为了大办民兵师，官城县仅用一个月时间，民兵就由4万多人增至10多万。为了“大兴利”，全县一下动工修建23座中小型库。由于缺乏勘测设计、选址不当，建材张，大分工程半途而废，耗资大。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号刺激下，虚报浮夸愈演愈烈。1960年6月9日省报在报位置报了“官城县李师公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一颗“卫星”升空，引百颗“卫星”齐放。6月11日，省报版二条“小麦千斤丰产，红旗到飘扬”的大标题下，报了官城县其他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12日新华社报了官城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630斤，放了史学界公认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后，6月20日省报又在报官城县先锋农业社谷生产情况时说：“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8月11日，再次刊发官城县的丰收“喜讯”：“今年的863亩棉，计划大面积亩产籽棉4000斤，额丰产田保证亩产籽棉12000斤，争取15000斤”。官城县放卫星放得大、放得，县委书记也因“政绩卓著”而被提为中共古邑地委委员。古邑地委号召全区学官城，并组织人们到官城参观取经。在放卫星的同时，由于调一大二公，正常的生产秩序紊了，人们顾此失彼，以至于秋季虽农作长势良好，但没壮劳力参加秋收，粮、棉大量的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农民的血汗白了。而更严重的是，虚报造成上级决策失误，夏、秋粮征购任务加大但粮却征收不到位。于是，上级误认为是下面隐瞒不，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隐瞒运动。更可悲的是，官城县却在此时还作假，使检查人员相信官城的“丰收”：将“粮屯”下面满麦草，上面放层粮。于是，检查人员终于得了“粮不少，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既然粮多多，就应继续大量征购，在这形势下，官城县粮大量外调。转到了冬天，堂里没了粮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和饿死。人们吃完了仅存的一粮，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树剥光后就吃河里的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当一切能吃的东西吃完了以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重灾区的官城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有位宁死不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饿死在家里。看着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的官城县委书记开始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救济粮5000万斤，但都因官城曾经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这时，官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