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要想写得好，我觉得还有一很重要，就是不能太功利。我问过王樽，这些文字最初是给哪里写的，他说：“原来是给一家杂志零零星星写的，后来写来劲了，也不知写来往哪里发，其中有好多文章本就没想应当怎么发，就一路凭着兴趣写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时不知发表的面貌，那状态最好，没有了功利心，也就没了框。随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的哪一方面来讲，都更需要随心所的心态。很多时候，刻的思想和彩的文字不是冥思苦想来的，而是随着你写作的自由散漫的程，自然而然地来的，有些甚至是飞跑着赶来的。这时写作者几乎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它洪峰般涌来。过后，你常常会问自己，这话是我说的吗，怎么这样彩？

电影随笔，就我所知，已有几个人得风声起，一个是学院派的崔卫平，一个是社会派的尖，再有就是我这里介绍的王樽。他是什么派，我还说不清，但我至少认为《与电影一起私奔》是一亲近于学问的文字。作为一文化写作，它是成功的。

说到学问，还得再说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朋友到新开张的号称国内单面积最大的南山书城闲逛，朋友买了智效民的新书《往事知多少》，我翻了一下，从“往事”的角度看，以为它不及“并不如烟”，所以没买。但几天后看到一篇关于它的书评，其中一段文字是关于随笔与职称的，很有意思，特摘录在这里：

如今，在一些研究院所和等院校，随笔的学术价值是不被承认的，哪怕是学术随笔也不被承认。好在山西社科院对学术统计比较宽泛，还承认随笔也算科研成果。

如果，照山西社科院的比较宽泛的学术统计，王樽的这些文字不仅是一自我快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放到评职称的学术成果统计的游戏里。其实，“学术随笔”这个词也很另类。往近了看，在钱穆、黄仁宇那里，往远了看在先秦祖师那里；往外国看，在尼采、在克尔凯郭尔、在房龙那里，“学术”早就“随笔”了。那么，为什么有些文字会成为随笔呢？我想，写作的本追求在于自由之神，而没有自由之笔墨，自由之神会枯死于笔端，甚至憋死于内心。在今天，写已有了可贵的自由。王樽将它用得恰到好。

最后我还要一个补充，《与电影一起私奔》有一个很好的前言，它很；有一个丰硕的，它很好看；正文的后边有一个很好的附录：三大电影节获奖电影名单及国一百最佳电影名单，相当于“人生必看的三百经典电影”的清单，它很实用。一本随笔集，好看，好玩，又好用，我们还要求它什么？

一弯月悬，夜幕上缀满星星，宜人的风徐徐掠过。一大块空地，数不清的人从许多角落里拥，男女老少，不分尊卑，会聚在一块白布前面，当那一束白光来的时候，那些人便开始躁动，无论是发情还是怀，他们都是死不悔改的寻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