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俩钱儿。

一家穿的都是黑棉袄，没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文革前在班上得人心。文革中，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下乡了，他都不知。后来班主任费大劲，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亲。我们原先只有一个女长，关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老房的为人，正合我们意。他当过班长，有威信，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长。关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愿意退一步，甘当副长，主女生事务。

老房当了长，仍然是低调行事，得多，说的少。男生方面的神领袖，还是老龚。

此时已是临近节。那两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趣的两年，连年都不大过了，提倡过革命化的节。不吃，不喝，不拜年。我们刚来，如果上回家过节，与时尚就很不符。于是一商量，节就将就革命化吧，过完节，立回家探亲。

年初五，饺一吃完，大伙就上了路。刘队长为褒奖我们，每人赠送了小米10斤。当年打的新小米，鼓溜溜的，儿香，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人不能都走，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不回家了，革命到底。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全又都集合了起来，返回敦化。那时候知青坐火车，也没有什么优待，和老百姓一样买票。我们心里就嘀咕：服苦役倒也罢了，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放地，哪有这理？在站前广场，大伙就商量。老龚提议，全买站台票混上车，一路小心着儿。敦化是大站，不好混去，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混小站，再买张票，堂而皇之坐到敦化，一共才两钱。女生不，乐意2块钱买全票，男生则都同意蹭票。最后约定，不怎么走，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列车上回农村的知青太多了，列车长懒得，只草草查过一次票。我们一见查票的来，就四散躲开。有躲厕所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有拿着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路过。列车长是长列车段的，知都是城里的孩下乡，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00多位各校在敦化的知青，都下来了。一看装束就知，人人都拎个包。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等下一趟车去敦化。大伙儿正兴奋着呢，忽然有人喊：“快跑，工人民兵来抓人啦！”

原来，一连好几天，都有知青玩这猫腻，秋梨沟成了逃票知青中转站。有关当局为恼怒，派了工人民兵在此守候多时，车停时不动，车一开，站台上滞留的，都是逃票的无疑，抓你没商量，一个不能让跑掉。工人民兵一冲，站台上立时了，大家没命地跑。男生纷纷翻栅栏，翻去就算了站，人就自由了。那栅栏，就是柏林墙。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站台上蒸汽机车“呲呲”地放白汽，边人影憧憧，呼喝声远远近近，本分不清敌我。我把旅行袋往“柏林墙”外的地上一扔，翻上墙，一蹁，“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冲我喊：“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就能揣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帽。一看那岁数，就知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都了，怎么也爬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