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留守府、河南内史府保持密切联系,以方便协调,还要向名义上的东都最军政长官越王杨侗随时禀报最新军情和请奏重大军务,但是,郑元寿不知是故意还是别有内情,离京之前就向杨恭仁说了一下,然后就走了,不要说杨侗和樊盖等人不知郑元寿离京,甚至就连卫府里理日常事务的主要官员和僚属都不知郑元寿为何突然赶去潼关。

杨恭仁为宗室新的“梁”,理所当然成为维持旧的层权力平衡的最佳人选,但更多的人想建立新的层权力平衡,想乘此机会把宗室力量彻底赶权力层,最大程度地削弱宗室所占有的权力和财富,而宗室一旦远离了权力中枢,皇权也就丧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这对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大一统改革来说也是个直接的打击,于是杨恭仁理所当然成为某些人的“中钉”,势必除之而后快。

杨恭仁冷峻的表情已经把他此刻的愤怒情绪表无遗。他被前这帮大佬们联手“坑”了已是事实,他本来辉煌的前途已变得黯淡无光,而他之所以被“坑”是因为他义无反顾地冲来力挽狂澜拯救东都,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东都失陷了,到时候就不是这帮大佬们联手“坑”他,而是他把这帮大佬们一起“坑”了。

杨侗是在赶往皇城的路上,与杨浩、崔赜一起,听到杨恭仁说郑元寿离京了,去潼关了,至于郑元寿为何要突然离京,为何要突然去潼关,杨恭仁没有说,杨侗也没有问,在他看来这都是军方的内事务,自己无权于涉,也不能于涉,诸如这小事如果自己也要问个清楚,那就有伸手太长之嫌了。杨浩和崔赜却是一目了然,两人都很愤懑,很失望,很无奈,也很忧虑,担心郑元寿此举将对东都局势造成难以挽救的恶劣影响,甚至直接危及到东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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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都没有提任何异议,此刻与杨恭仁对抗实属不智。

“命令武贲郎将李公上返回东都,坐镇金墉城,全权负责邙山卫戍,以确保东都北之安全,确保东都与河之间畅通无阻。”

现在郑元寿以突然离京的方式向东都层公开宣告,杨恭仁被“坑”了,而且是被大家一起“坑”的,结果便是,不论樊盖等人之前支持杨恭仁夺取军权的初衷是什么,如今都成了坑害杨恭仁的凶手,百莫辩。

“西京事了？”樊盖看到杨侗犹豫不语,当即追问,“抑或是西北军事了？或者是弘化留守府事了？

崔赜也没有提任何异议,不过他从杨恭仁的这命令里听了不祥之音。杨恭仁在预设退路了,一旦东都守不住,杨恭仁就要把皇城和城全搬空,渡河撤至河,据河内而固守待援。

大家都知郑元寿匆匆离京之前本没去越王府,仅仅从观国公杨恭仁的府上过了一下,而郑元寿不可能不知他突然离京和蓄意欺辱越王之举,不但会在政治层面造成震,亦将在舆论层面对东都的信心和凝聚力造成毁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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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本来就一直被各大政治势力联手压制,在其青壮一代弟中除了杨恭仁外基本上找不到“挑大梁”者,之所以现这状况不是因为宗室弟才能不够,而是被各大政治势力联手压制的结果,人才需要长年累月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机会和耗费大量资源,如果这些机会和资源都给宗室霸占了,宗室一家独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政治危机乃至国祚动,但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就不好了,比如去年杨雄和杨达兄弟几乎在同一时间病逝后,宗室在权力层中就现了“断层”,维持层权力平衡的架构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撑,这对国策和国运必将产生远影响。

越王杨侗被军方直接“无视”,杨恭仁则被军方“坑”惨了,而更严重的是,军方还成功挑起了杨恭仁和樊盖等政治大佬以及宗室和东都各大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杨侗上意识到郑元寿突然离京的背后别有隐情,而且已经在皇城内引起了慌,某些居心叵测者正在借助此事蓄意惑人心,于是不假思索地正说,“莘公去潼关巡查不过是例行公事,孤已要求莘公,速去速回。”杨侗的目光从樊盖、元文都和独孤盛的脸上缓缓扫过,不满之溢于言表,“卿等不要胡猜疑,更不要妄议卫府事务以免引发矛盾。当前危机日重,军政双方要互相信任,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樊盖面无表情,里掠过一丝愤怒,不再说话。元文都目嘲讽之,脸上亦鄙夷浅笑。独孤盛抚髯摇,忧心忡忡。

杨恭仁就此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他现在已无所顾忌,他要牢牢抓住手上的权柄,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都,放手一搏,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谁敢与他为敌,他就新仇旧恨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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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公的突然离京会给东都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为消除这些不良影响,东都的防御署要一些调整。”杨恭仁说话了,语气冷肃,“立即命令武贲郎将费曜撤回外郭,全权负责外郭卫戍。午夜之前,东都各大城门守军,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