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妈的，在大上海被黄包车拉着看包厢沪剧。沪剧界响当当的牌旦是她的小，给她爷爷小。她家以前在上海有一栋大洋房，她和住在楼一间尖、有半圆台的欧式阁楼上，和叔叔婶婶们的孩一起跟生活。妈妈则每天招三姑六婆打麻将。这些都是听她妈妈我的外婆讲的，她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件白纱缎的衣裳。

不过幸福的回忆总不久长，余韵是颗泡泡糖，还没咂甜味就过去了。没多久安娜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安徽那个穷地方支援建设。她常说，这都是命啊！当年很多人往香港台湾逃的时候，她爹已然在香港混上了一官半职，却因舍不得上海如似玉的老婆和几个伶俐孩，是逆而上回了上海。于是也省却了一段两地分隔的日，要苦大家就苦在一起，不必挨到90年代才能去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里寻亲。安娜每每看到电视里〃刘老先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是1949年去台湾的，当时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就叹爹当年还不如带她去了香港算了，现在再回寻找她，也不会有我们这两个讨债鬼。

安娜到安徽的时候才十一岁。想当初，那里穷乡僻壤，连个正经砖瓦房都没有，街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她非常怀念上海的小笼馒和鳝糊。如今是吃不到了，反要自己菜。安娜每天把一桶的粪抬去菜地的时候，就开始恶心，幼小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埋怨新社会。安娜的抵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她的禅就是，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到安徽来？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下放？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跟了那个乡佬王贵？安娜的妈妈倒是随遇而安的很，到哪里都是个家……以前大人家的太太，她就安然地由佣人伺候着，后来穷了，她也非常适意地下厨房。老被贬安徽，她原本可以和一群小孩留在上海，但她毫不犹豫就跟来了，连上海的那漆红漆的木箍桶都一起带了来，摆定一副要扎的样。事实上，安娜的妈妈的确是扎了，以前在上海的洋房里共生养了九个，到了安徽的草棚又再接再厉生了老十来。安娜是老六，是妈妈当时带来的老大。小从天上到地下，开始承担保姆的责任……替妈妈带孩。

安娜骨里十足的小资。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红档旗袍在镜前扭来扭去。她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时代批判的。什么《红与黑》啊，《虻》啊，《哈姆雷特》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她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她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撞向火车、四分五裂的不妥协。

中的时候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大英俊的涡司机，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资。那个涡司机好像更不幸。父亲以前是蒋光的贴医生，留德回来的。只因陈果夫看中了他貌的老婆，就很恶毒地将他和孩扔在了大陆，席卷了他夫人而去。两个同命人在一起了倍儿亮的火。涡司机甚至教安娜德语，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歌廷大学去读博士。只可惜十年浩劫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地放了。在安娜皱着眉用手团着粪、烘了当过冬柴禾的时候，涡司机正在山间的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小肚。

安娜回城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她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

安娜厂当学徒没两天，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介绍给她。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来的老姑娘里类萃，肤雪白，说话儒糯，相貌嗲得像周旋。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我是害怕周扒报复我，如果我不跟他侄谈，他就不给我转正。〃王贵的表叔就姓周。

安娜看王贵第一就打退堂鼓了。安娜一直嘲笑王贵是〃相貌堂堂的天蓬元帅〃。王贵因为是我爸，我一直不觉得他难看，魁梧敦实，很气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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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看王贵学英国文学，就跟他侃起了十四行诗。谁知王贵对这很不冒，王贵最喜的是河南梆，可以一个人又扮男又扮女唱一整台。安娜当下心就凉了半截。王贵的审观持了三十年不变，到现在还是喜听梆和豫剧，后来洋气一了，就喜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能把〃酒加咖啡〃整曲连过门都不落地唱下来。每当安娜在家听施特劳斯的时候，王贵就说弹棉的又来了，那算什么呀，连个歌词都没有，怎么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