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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地和软禁居所的唐中宗李显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说他是囚犯，他承担着远比囚犯沉重得多的心理压力。李显的黑暗生活是遍布危险的，每一天都在等待着死亡的到来。那可怕的死亡随时可能来访，而它到来的日子非但不能放松，相反是更可怕的煎熬。李显多年来一直惶惶不安，常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星星落下，旭日升起。有时李显也想到了自杀。但他懦弱惯了，硬是积聚不起自杀的勇气。

现在，长安的使者终于来到了。《旧唐书》说：“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李显每一次听到有长安的使者前来，就间歇性精神失常，惶恐地要找刀子自杀。这一次，他也没有例外。只是陪伴他的妻子韦氏横下一条心，劝丈夫说：“人生祸福无常，最后免不了一死。我们是皇室贵胄，何苦这样呢？”于是这一次，李显夫妻俩手拉着手昂然出去迎接使者。

使者打开诏书宣读：“立庐陵王为太子，还于东都。”

暗流汹涌（1）

一

差一点自杀的李显突然间成了太子，回归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回长安后，李显除了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外，变得聪明了许多。李显决心将自己“改造”成武家人，向武家靠拢。他将一个女儿（永泰郡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成了魏王武承嗣的儿媳。又将一个女儿（安乐郡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个侄孙武崇训，成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李显与武家联姻，亲上加亲，是想通过子女关系稳固自己的地位。他的行为得到了武则天的赞许。武则天内心中最留意武家和李家两家人在自己死后的关系。现在有意扶为继承人的李显主动与武家搞好关系，她是赞许的。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为身后能够平缓转移权力，武则天大赦天下。刚好武则天生病了，这次赦免的范围很大。朝廷命令自文明元年（684年）以后得罪的人，除扬、豫、博三州及各案的魁首之外，都下诏免罪。

武则天已经提前为身后事作准备了。她环顾四周，最放不下心来的还是武家的子孙。她已明确了李显的继承人地位，但怎么安抚武家人的情绪呢，怎么确保武家人日后的安全和权威呢？恰好之前，北方边界的契丹部落起兵反叛，部落首领自号可汗。这伙契丹就是日后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只是此时尚未强大，只能算是掀起了一场小叛乱而已。但武则天采取了大张旗鼓的方式平定叛乱。她任命多个武家子弟参加平叛。许多大臣对用大炮打蚊子的方式颇有微词，但武则天还是迅速调集大军托付武家子弟出发征讨。平叛事小，借平叛为武家子弟聚拢实力，树立军功事大。此时的武则天隐约为身后武家子弟的命运担心了。她希望李家和武家能够和睦相处，同保富贵。

晚年武则天在潜意识中有两个隐约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一，她准确认识到了自己死后武周王朝将被颠覆，李氏皇族将复辟唐朝。第二，她意识到了武家子弟势力的权力基础全在自己身上。自己死后，在群臣中名声不佳的武家子弟失去了权力保障，命运堪忧。最坏的结果是，武周王朝被颠覆，武家子弟也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武则天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出现，起码要保证武家子弟的安全。所以她要抓住任何机会来确保这样的目标。

武则天要抓紧有限的时间进行政治布局。

二

武则天的布局被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严重破坏了。

所谓的男宠，就是面首，是以身体取悦权贵的男人。武则天有正常的生理需要。在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处理完繁重的政务后，武则天需要有人安慰，需要有人陪伴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则天被权力折磨得愈发孤独寂寞，心灵空虚。这也许是所有最高统治者“高处不胜寒”的通病。这个时候，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填补了武则天的心理空白。

张易之是武则天晚年最大的宠臣。他是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白皙貌美，兼善音律歌词，具备做男宠的基本条件，而且条件相当优越。张家是官宦世家，原本不用走上做面首的道路。起初，张易之以门荫担任了尚乘奉御，做了一个小官。这样的官职和张易之的野心很不相称。飞来横福，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入侍禁中”，去满足母亲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后来张昌宗又向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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