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最后我绝望中，至少想了一个办法：打电话问本区和附近几个区的警署、拘留所、监狱的号码，再打给这些单位问地址，然后一个一个地去找。

好在城市虽然大，国家制机构却很集中，我很快找到了主要监狱的地址。但监狱在很远的城市另一个角落。我到达时正是午前峰时刻，接待人很多，我毫无绪地焦急地东张西望，最后一个文职人员告诉我短时间的拘留都在区拘留所。我又赶到那里，向一个表情严肃看似庄重其实非常懒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胖理警察无效地央求了老半天。最后一个走屋办别的事的警察不耐烦地说：“这人到底要看什么人？又是实习律师？”

“不是！脑有病，不是家属，问什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问什么都要讲？”

我讨好地说：“我只是问问有没有这个人来过，他没什么家属，如果有什么事……”

“脑有病的人多了，”后面来的警察说，“这么冷的天，那死不了的家伙会脱光了用厕所里的冷冲自己，还把衣服鞋穿在上。”

“大概特别厚，冷天也怕，哈哈！”胖警察笑得双下不停颤动。

“我对阿四说这人应该送到神病总院去，送到我们这里有什么用？偏偏送到我们这里，谁吃得消？”

“要不就放冰箱里冻一冻，哈哈哈。”

“这人假使死在我们这里，又要浪费火化费，不如送到医学院标本，还算废利用。”

“剥下来的可以鞋底，哈哈哈哈。”

“大，刚刚这个人一直问的人叫什么？”

我赶忙上去，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他叫季泰雅。您知这里有这么个人吗？”

“季泰雅？”他歪念叨了一句，“好象就是那个神经病。”

我急急地问：“请问他还在吗？”

“老早跟你说现在这里没这个人，”胖警察拍着桌说，“就是告诉你走掉了，话也听不懂，你脑也有病啊！”

我惶惶地谢过他们，骑车回家。天知泰雅究竟在什么。“走掉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车，我发现自己又绕到泰雅家门前的路上。抬望去，几天以来晒台上一次有衣晾在外面。“该死！”我恨恨地咒骂，路对面堂的小店就有公用电话，泰雅既然回到家，有工夫洗那么多东西，却不想着给我打个手机。真是婊无情！我那么急急地跑了一天，连早饭和午饭都没有吃，我这是什么呢！

想到这里越想越气，本来已经骑过了那幢公寓，又回过，再次趁着火气“噔噔”地直冲楼，把门拍得山响。

过了很久，门才开了一条，泰雅穿着黑长袖t恤和棉，从门里看到是我，把门留着自顾回房间去。我气不打一来，愤愤地踢开门，却看到他已经躺回被里去了。我“砰”地关上门，独自在小厅里桌旁坐下，正好只能看到他的。怒火烧了我的理智，削弱了我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为什么我不问一句“泰雅你好吗？”，或者再看他一，看清他憔悴的面容。我哪来那么多虚荣的怒气，恶毒地只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