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投资，省里和县里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给县里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信誉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好项目，只要刘先生真正投钱来，也没太多麻烦。但还是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三十年，合适吗？

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理给你们听。我只知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王副县长分着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吧。”

关隐达家里有些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不伤人家的面。这一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他怀着一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新拿来主义算了，不黄金白银，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住了自己。不过他到底学聪明了，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要讲这个礼，就该老规矩办，有来有往。”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

公安局的老朱却没有到他家来坐。他并不希望天天晚上都有人来家里，一来影响儿的学习，二来又要费神应酬。不过政法门的大小脑脑谁都来过了，只有他朱克俭一个人没来，倒显得有不正常了。当领导的新到一地，总有些人要来拜码，这已是规矩了，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可老朱就叫他费琢磨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可能。要么老朱是条好汉，不搞这一，如果是这样，他关隐达今后在这里会有一个真朋友。要么就是李大坤同他传达他关某人的指示，叫他多心了，以为他信了李大坤，不把他姓朱的放在里，他就不信邪了。关隐达在别的县也过政法，知这公安局的儿，多半是武艺弟兄，得好就跟你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叫你难受。他但愿老朱是条真正的好汉。

但到底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运气去开展工作。他便决定提前听取政法门的工作汇报，而且要求每个单位都要谈工作方法问题。一来他反正要听的，二来免得朱克俭以为他只对公安局的工作方法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