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电话却无法打通，有人急得哭了起来。那真有世界末日的味，而我还在莫名其妙。

治疗中心的社工格雷格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世贸中心被袭击了，你们中国人怎么看的？”

“世贸中心，就是那妹楼？”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格雷格嘴里念叨着。

在一大堆哄哄的人群中，治疗中心的主任格兰姆博士从走廊的面带微笑地走过来，格兰姆博士脸上的微笑在那一大堆满脸凄楚的人群中显得古怪而不协调。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给我当下的觉好像是“你们中国人别太兴了，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

格兰姆博士曾任国心理学会的主席，那是标标准准的国老江湖了。因为“9·11”恐怖事件发生的突然，没有人可以事先预期到在那特定的历史时刻各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格兰姆博士面带微笑地说来的这句“那大楼里一定也有中国人死了”。实在是意味长。

“9·11”发生的时候，中国人有没有很兴呢？这是一个极其的话题，在国你是不可能老实告诉国人说，有些中国人对9·11的发生很兴。但事实上，的确有相当一分的中国人在“9·11”发生的那个时刻欣喜若狂。但在冷静下来后，我们对格兰姆博士的那句话应该有新的解读：“中国人，恐怖袭击同样有可能在某一天降临到你们的上。”

当我听到格雷格和格兰姆博士的话后，立即跑门去，因为在第五大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贸中心。但当我到了第五大时，在世贸中心的方向只剩下冲天的烟雾了。

凝视着那团褐的烟雾，一烈的悲哀从心中涌起，我的周弥漫了痛苦和悲哀。在那个当下，生命变得如此脆弱，理的思维好像完全停摆。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回旋：“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9·11”是国的悲剧，但也同样是全人类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不应该成为任何想活人生意义的人类成员作为饭后茶余笑谈的素材的。我们实在很有必要仔细探究一下这个悲剧事件在人们心灵上所投下的影和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在我悲哀发呆的那个当下，治疗中心的另一名社工丹尼提议到圣文圣特医院去看一看。于是，我们边走边聊到了圣文圣特医院。看见医院外面已有数百人排成长龙，我问丹尼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排队，他告诉我是为了献血。我很惊讶国人在灾难面前的这立即表现的互助意识，而我也上意识到自己在问那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我对这互助救难意识的淡漠。

回到治疗中心，我的许多患者都取消了预约，只有一个患者照例前来。我原以为她会把谈中心集中在这次灾难事件上，但她却像往常一样专注于她个人的心理问题，外面的灾难似乎并没有在她的内心激起太大的波澜。星期三，我的患者没有一个到诊所报到的。我给每个人都打了电话或留了言，有一个患者在电话那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害怕，这个星期我都不想门了。”

在国大多数的报中，我们看到的是国人如何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报。但国人在灾难后究竟是如何想的，我在和我的国朋友、我的心理患者的谈中获得了另外一怪异的结论。

宗教悖论：应该去本·拉登

主国人视基督教为国国教，“9·11”恐怖事件的当天晚上，几乎所有的教堂都挤满了惶恐悲凄的人群。面对无法阻止的灾难，人们想到的第一个救助就是万能的上帝。

教堂自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灵魂避难所，当人们教堂，潜意识里会有一期待，如果上帝来接引世人的话，教堂应该是上帝宇宙飞船的第一接应吧。人们在教堂里祈祷、唱诗，互相安，大灾难的第一个晚上大概都是这么过去的。

但很快人们就被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缠住了，“9·11”恐怖事件发生时，上帝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