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姨，副书记的儿媳妇，还有县里某特权局的闺女等等等等。一句话，哪一个也动不得。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替姚书记说句公话，换了任何一位书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位置上，对这样棘手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断定：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再一个特是，这里的各科室往往独立作战能力很（我们不清小王此话意思的褒贬），凡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往往书记也无法改变。如林业门，比如上边批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上缴了必要的费用后，当然也要缴给姚书记一定的“费用”（据说姚书记将这些费用都用在了工作上），剩下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说给谁就给谁，往往姚书记说话也不好使，有时姚书记歪着脖，苍白着脸，敲着桌骂娘，也无济于事。小王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姚书记主要是太面善，太重情了，认了太多不该认的亲成。如七站八所的，基本上是他的拜把弟兄，而各村支书记、村长甚至治保主任啥的，有三分之二是他的儿……

小王说到这里似乎忘了顾忌，宁长就很兴，赶给他的杯里加上。

柳树村的黄书记只是儿之一（因上一段里他曾扮演主要角，为尊重起见，我们未提及此事），有的儿比他还大四五岁。有人就开玩笑逗姚书记：凡是儿，不“的”、“稀的”，总不能比爹岁数还大，那叫什么儿，还不如倒过来叫了。姚书记就说自己的理：常理讲应该说爹比儿大，可现在姑爷比老丈人年龄大的还少么？既然姑爷可以比老丈人大，我这些儿就不许比爹大么？得对方无言以对。

这事情的结果当然好很多，不然谁认那么多七八糟的亲戚嘛，咋没有认要饭的为儿或拜把兄弟呢？是亲三分像的古训在现今的许多单位和领域不仍然十分有效么？但其副作用也不可小看，个中苦辣酸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正因为这诸关系，各科室的人下去办公时胆就特别大。如xxx所下去收费，一看中了某小卖店主的一台收录机（是儿国考察给老人家带回来的），就开始细细地找小卖店的病，就是这也不合乎，那也不合乎，最后连店主老也不合乎了（说不定所患病疾将危及顾客呢）。如果收录机值一千元，他们就下个一千五百或两元的罚款通知单。为使收录机的所有权尽快转移，他们就很快把同样是拜把兄弟的派所杨所长等人叫到现场。这些人照样拎着手铐，佩着电，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手枪掏来不停地拭，弹摆得像炒豆。有的还给老提示说，某派所在执行公务时不慎手枪走火，打死了被罚店主的儿还记了个三等功。还有的说县局一个不知是姓尤姓仇还是姓侯的警，夜间开玩笑随便堵了一辆夏利租车，说车上的人在酒店喝酒时有嫖娼行为。恰逢几位客人又不是本县人，该警将帽从上摘下来，啪地摔在办公桌上：“老了二十多年警，从科长到警，我还怕啥？别说你们这几烂蒜，石从我这办公室里搬去都得挤三两油来！”说着就把其中一位年龄最大，最差的老到小屋里一顿电加电炮……在外边的两位听到里边失去人声的惨叫和死不招供的声音（因三个人除了喝酒，实在无供可招），大受动，便单方面同意了两千元不要收据的罚款才算放人。据说该科近几年还没有抓住人让空手溜走的先例，该警年终还被局里评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店主听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见自己这一千来元的收录机（只听了三四个月）一下就换了个两千元的罚款通知单，也算便宜，他更不想让派所同志在这时荣立三等功，就痛痛快快地了自己那心的收录机，又哈腰地送大门，生怕xxx所的同志反悔改要现金就更麻烦了。

据说该派所本也有自己的绝活，前年寒冬的一个晚上，他们偶尔抓住一个偷的犯罪嫌疑人。到所里一阵有力的拳打脚踢之后，该嫌疑人仍不招供。在警打累又打饿了的情况下，就将该嫌疑人铐在气片上（因为天冷，这就成了一有关怀的惩戒）。可讯供的警在很累的情况下去吃饭的同时又多喝了几盅白酒，醒酒后已是凌晨七半钟，起来撒时想起气片上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自己的讯供任务尚未完成，就赶从家里往所里神跑。可该嫌疑人因不习惯这关怀的惩戒竟死了，睛还定定地向上瞅着，谁也不明白啥意思。他们就从关怀遗的角度又将犯罪嫌疑人重新行安置、摆放。当这一切都确认无可挑剔后，上向县局报告。至县局的职业人员在认真勘察现场后，仍难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最后只能了个模棱两可的鉴定：畏罪自杀的可能大，不排除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