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厂里料，如苞米货时本来是十八个，往厂一账就是二十六或二十八个。如果胡魁、于晓梅他们的亲戚来送玉米，明明是二十六个，账上就记十五个或十八个，送料的往往又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有的脆把送料当买卖。过秤的、记账的和仓库的保员等等，不是胡魁的小姨，就是姚书记的小舅的三姨夫或三姨夫四妹妹的外甥女等等。这样里返外折支时间长了，工人也看了门，断定这厂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就悄悄往家里偷东西，如玉米、大麦、白酒、木板、铁钉甚至酒糟也不嫌弃，多则成袋成箱，少则往衣兜里装或胳肢窝里夹，真可谓百式百样，推陈新。时间往往在下半夜以后，相互间常常都能看到对方，谁也不吱声，有时拿不动或拿不了了还要互相帮忙，互相分享。即使厂保卫的看见了，他们也不怕，说啥：“我们那么多力，拿这玩艺算啥，他们白爪连动都不动一下就成千成万的往家里搂，你们敢么？我们这是劳动所得，和他们比才九一呢。”最后厂保卫的也睁闭，方便了也往家里拿。于是就传了顺溜：大官贪，小官搂，工人个个是小偷。

第二天姚书记见了宁长，又单独听了禹的汇报，到很满意，临门还耐人寻味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禹的脸就鲜红了一下，赶走开了。

宁长提再要联络员时，姚书记就给派了一个叫大个的党委宣传委员。说是大个，至多不过1。5o米，作为一个男同志，个肯定是矮了儿。睛却非常有神，总滴溜溜不停地转，像被人不停摆的两个玻璃琉琉。宁长一见就知来者不善，可见姚书记用心良苦。结果他们转了两天，走访谈话了六七个同志，一无所获，不是说乡里和姚书记的情况都很好，就是来的时间短不了解情况，要么就说全国哪都这样，虎虎，大同小异，没啥好说的。

徐胖也不追问，先端起酒杯和大个把杯中酒了，再满上。边夹菜边问他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都发过什么东西、大个那黄窄窄的脸腮就红了一下，吱晤半天说了一句糊话：“好像是《人民日报》吧……”徐胖再追问：哪年、哪月、哪日，在几版，什么位置，多少文字……大个除了脸红，就说实在记不清了。

“这样的厂，你说能好么？”禹说着圈竟有些红了。

胡魁那三岁的女儿常常姚书记叫爸爸。

事实是那次他托了四五个人才在全国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发一个不足百字的简讯。简讯的左下边就是某领导逝世的讣告，而右上方又是一幅某戒毒所介绍如何改造毒者戒毒的图片。不知情者乍

宁长火了：“瞅你这窝样，哪个瞎姑娘能给你！”徐胖就蔫蔫地坐起来，这是他的痛，只是不敢说，“哪个好姑娘肯嫁你这一只的？”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觉得大个尽难缠，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一提写报和喝酒就眉飞舞。宁长那充满血丝的睛不停地眨着，突然一亮，就关了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这么那么，那么这么地对徐胖小声叮嘱好几遍。徐胖就不停地着，显得兴奋和激动，临门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简直是瘦老的旧戏重演；这戏最好一天演一次。”也暗自好笑，酒真是个好东西，不官大官小，一提酒距离上缩短了，共同的语言也有了，事也相应好办了，看来自己对酒的好实在是对了。

果然，一提喝酒，大个上从隔的招待所跟过来。又见只有徐胖一人，两个人就很快喝起来。几杯酒下肚，话题就转宣传报上来了。大个的两只睛也很快由溜溜转转为慢慢摆动。应该承认，他是靠写报发迹的，但真正像样的报至今尚未面世，用他的话说叫“好事多磨”吧。是哪一年了？他靠赶浪写了一篇乡领导为改善土壤结构用业余时间积攒绿化的报告，又赶上省报记者下来采访，他又把自己多年积存一直没舍得喝的两瓶五粮奉献给记者，才在省报第三版下半发一篇三千来字的文章，署名排在记者后边。这让他激动了好长时间，一是见了报，认识他的人就知他在省报发了文章，有两下，尤其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他怔了一下，就不说了。

晚上宁长和徐胖就在屋里绞尽脑研究对策。徐胖坐累了，就伸个懒腰脱下了鞋袜伸开顺着床躺下去。屋里的苍蝇就很快给引过来，雪白的小和脚丫也很快变成了黑。一动嗡地一声炸响，空中就像飞舞着无数只小燕，也由黑变成了雪白；一会又变成了黑；有几只蚊也赶过来凑闹，其中一只因为场所拥挤问题竟和边的一只苍蝇打了起来，一时间那里的局势就显得很混。徐胖觉得好玩，两只就不时地动一下，苍蝇（蚊）就一会儿轰地炸起，又一会儿嗡嗡嗡地下落，不细看光听声音，有像电影里的战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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