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以为方卓是个学习的机。可现在看来，方卓在他们面前还仅仅是小儿科，至于我，简直就是游手好闲、不求上的纨绔弟！

张红总是去北大文史楼上自习，我开始成了她不折不扣的“跟虫”。

“哈哈哈哈……”我大笑，笑得几乎泪，“方卓，真不知你会吐呢！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我想——”方卓腰，似乎略有些张，“我想请你帮我辅导一下专业课。”

据说，北大教授俸禄的差距也大相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看着光华学院以及法学院门前泊着的豪华私车以及文史楼前破破烂烂的自习车便可见一斑。还有，光华学院的教授们总是西装笔、风度翩翩，十足养尊优状，但我在文史楼见到的教授们却大多是不修边幅、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状。甚至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位矮小的老教授，歪着一个皱的鸭帽，着一件文革时代的蓝布大褂，胳膊上挎着一个我父母辈时的黑人造革包，佝偻着腰从办公室里走。若不是他鼻梁上那架断了又用白棉线绑起的塑料镜，我还真以为是乡里的穷支书了城。（事实上，可以说连穷支书都不如，简直就是时光倒！）

这帮人，不，真真就是机，简直太可怕了。

我笑着摇，心中觉得这个男人真有儿大惊小怪。

真正的北大学生不来这里，于是这里便成了“北大边缘人”们的乐园。他们面带菜、蓬垢面、脸上挂着一梦的神情、肩上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在堆满了考研书、试卷、磁带、录音机、大号杯、搪瓷饭盒的桌椅中悄无声息地穿行，有的状如骷髅，表情十分吓人。

“咳！就这事儿啊！”我又笑了起来，“至于吗？”

学生证前，对他们而言我永远是异类。我之于他们，只是一怜悯或是不一样的空气。当然，在我没有把他们忘了之前，他们便先把我给忘了。

“现在了解了，了解了什么？”

“小事一桩嘛！”我满应允。真的，我真觉得这连“事儿”都算不上。

他们伏在桌上，脸都恨不得贴在书本里，“吃书”一样的姿势，一动不动。他们“吃”完一本，都不抬一下，伸手从面前一沓书中再一本，继续“吃”。人们说“秀可餐”，可他们则是“书本可餐”。事实上，他们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不四转悠、甚至不抬起活动活动颈骨，就像雕塑那样，摆一个那么酷的“pose”，便不再动弹，唯有笔端的“沙沙”声，像蚕一样吞噬桑悠地说。

“你答不答应呢？”他目光殷切。

文史楼在未名湖畔，由梁思成设计，古古香，但毕竟上了年纪，里面冬冷夏，光线昏暗。桌椅也有许多破破烂烂、缺胳膊断的，搞不好，真的就像“大学自习室”的sh那样：幸好哥儿们我还练过，要不还不怎的瘘？！

言归正传。

从麦当劳里来，天已经黑透了。城市里的灯亮了起来，北京，突然披上了一件十分炫目、鬼魅的外衣。

方卓目光复杂（是“情脉脉”）地望着我，“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可、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特别——”

有时想想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北大中文、历史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史的翘楚啊！看来，“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即使残酷却是真理。

一听此言，方卓的脸像朵一样绽放，“白青青，青青，你太好了，太善良了，我真兴遇上你。”

张红固定上自习的教室在二楼，是一间小教室，里面已经满满当当地坐了七八个人，加上我似乎就有儿超载。但张红却不不问地不知从哪儿拖来一把椅，放在最靠角落的一张歪歪斜斜的小桌边，说：“你坐这儿吧。”

钱钟书曾经在《围城》中写：现在的大学当中，数理系的瞧不起化学系的；化学系的瞧不起社会系的；社会系的瞧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好自己瞧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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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话地坐下，脚一蹬，蹬到了一个绵绵的东西。低一看，竟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编织袋，里面的东西估计是被。看来，哪位兄弟一定是把家都搬来了。

私下里，我认为，倡导“自由、平等”的北大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光华学院的教学楼、宿舍楼是北大最新、最明亮、最舒适的，光华学院的学生也显得格外趾气扬一些，其次是北大法学院。随着那幢崭新、别致的逸夫楼的建成，法学院师生们的笑容似乎也灿烂了许多（当然，随着近年理工楼等新教学楼的兴起，这些风光已经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