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汉王朝陈实先生，有一天，贼先生责临其家，爬到梁上，等机会下手，被他发现，就把全家大小集合在大厅之中，致训词曰：“当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一个坏，不一定本就恶，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便不得不沦落，像这位梁上君是也。”史书上说，那位贼先生听了之后，大吃一惊，赶忙爬将下来，叩请罪。呜呼，这办法讲起来很惬意，可是未免有古老，如果换在台湾，恐怕问题重重。陈实先生幸亏有一大家人，而且都属年轻力壮之辈，黑压压站满了一屋，贼先生自然甘拜下风。如果换了柏府，家里不过三个老家伙，阿桑已老，孙女儿还小，贼先生不见得有雅量诚惶诚恐听我的也。我第一次被盗时，对贼先生的恭敬，真是无以复加，可是他该不买账还是不买账，仅只称他为粱上君，了不了事。

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一个分野，古之贼先生与今之贼先生大大不同，大陆上的贼先生与台湾岛的贼先生也大大不同。夫窃贼与盗最大的区别，在于窃贼先生采取的是和平手段，而盗先生采取的是暴烈手段。这区别非常重要，有应用力学作为据焉。英国警察上向不佩武，表面看起来那岂不要吃了亏哉，可是实际不但不吃亏，反而使警察的伤亡人数大大地减少。盖贼盗朋友知，捉拿他的那些家伙手中无枪，溜走的机会较多，即令被到墙角，也无生命危险，不必应战也。同样理。一个货真价实的贼先生，第一要义也是不带武，不要说不带枪械、连铁、铁锤之类的东西都不带，因为不带，在急时便只会想到逃跑，而不会想到抵抗。偷东西有啥了不起，多挨一顿揍，坐几个月牢，来后又是一条好汉。如果上有玩艺，一时忍耐不住，把对方打死打伤，自己偷东西本来为了要活下去，到后来反而活不下去矣。

台湾的贼先生多半上带着家伙，这是光法，不是圣人法，为聪明之士所不取。据调查国黑社会的一本书上说，血气方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没啥脑的朋友，最喜和警察枪战。有两辆汽车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警笛大作，弹如雨下，小伙好不威风，结果打死了警察或打死了路人，真面目被认来，不到几个月就被官府捉住吊死。逞一时之快，而遗祸终。年老的朋友和有脑的朋友，他们取胜不是靠枪战，而是靠智慧，靠律师，三作牌打到我脸上我都不还手，就是从袋里搜十公斤海洛因我也不动怒，咱们“关二爷上观秋——走着瞧”，只要有律师老爷在翻云覆雨，就有转危为安的可能。

台湾的贼先生带家伙，实在是没有经过名人指教之故，看情形有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的必要。柏杨先生曾因办“官崽大学堂”，桃李满天下，而名震国际，如今再办一个“贼崽大学堂”，真是风化雨，有教无类矣。悲夫，台北县安坑乡那位张克明先生，他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早一天拜读柏杨先生的言论，在偷言偷，在窃言窃，绝不致到现在这绳捆索绑到公堂的下场也。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先生的恶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盗”的定义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着大肚的女主人发现了声大叫，只有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别人的财，此不能下手，可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择善固执，非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没有较大的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职业德都不讲。大陆上的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德规范有它的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一条和你死拼，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至的情。

不偷警察和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在太岁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官之家，虽然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