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各样的帽，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帽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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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行为是不是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说脱派竟然是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妇夫受到惩罚，就是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观的人，似乎应迫他们的妻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但是有一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南博先生脱古人的，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则是新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似曾相识的觉，两者简直有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有的喝酒喝得七窍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用，曰：“不以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不过瘾，那就未免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女，除了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派却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也。

这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到“文艺界”，其焦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我喜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啦。

该妖风现在更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德甚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绝技，自然所向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