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发展。比方说，国社会学家采用的那苦苦问的方法，可以叫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把人打，给他装窃听的方法，又可以叫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我以为这些味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12期《方法》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谈谈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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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作（1）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他回答：“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着幽默——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除此之外，我还喜这位登山家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疼痛，还要冒摔脑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用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熵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熵。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诗歌、文化，无论哪一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下是经商，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三发生时，我正在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这一。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情小诗等等门东西，应该列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不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了太平湖，胡风关了临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我们兄弟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七八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涧煤矿最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外行人不懂而又是有功世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不算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如此，我上总有一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驴，并且把它写了来，以心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发是绿的，生活在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危险倾向的由来。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倾向，念完了本科，到国去留学。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也到国去留学。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这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