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是学理科的。照格林的观，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总想拿数学、理说事，给它们若指导。说归说，数学家、理学家总是不理，说得实在外行时，就拿它当个笑话讲。我当研究生时，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了批评，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很显然，这位女士想要“解构”数学的这一分支。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笑的机会。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四。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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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和他忠实的侍从桑乔·潘萨走在路上，遇到一伙手持刀杖去打冤家的乡下人。这位尚的骑士问乡下人为什么要厮杀，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镇上，住了两个朋友。有一天，其中一位走失了一驴，就找朋友帮忙。他们山去找——那位帮忙的朋友说：山这么

。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见了这情形，总觉得憋气。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草帽，混充细挑——老家人以为细挑是极丽的材，连长虫也来冒充。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上的草帽，使他们暴爬行动的本。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化——这是一特殊的混沌，大家带着各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这些心态总要来，这就是写作——假如这指责是成立的，作家们就一正经的都没有，是帮混混。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也不认识几个作家，没理由为作家叫屈。说实在的，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但若说文学事业的基——写作——是这样一东西，我还是不能同意。

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虽没有很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差异：其一是文，傅雷、汝龙、王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不动的柿还有一些，比方说，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里，最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比。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中心主义的作品。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总得写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我也不敢期望过，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挑，摘了还是个细挑……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这一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理的研究生都要结，而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差别：他要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谁说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不对。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我知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阿靠！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来：这话是我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自、自重。一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望，像幽灵一样四游——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拣的。但一枚柿不能怪人家来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

卡拉ok和驴鸣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