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冤屈，丈夫没了，自己坐了十几年的白牢，好不容易才来。她买了猪场，国家落实政策补发给她的钱就光了，这几年来，她一个独女人，儿女不在边，收养了一二十只浪狗，能下崽卖钱的狗不多，吃的喝的都是从她的生活费里挤来的，狗场里那脏劲，我是亲自去看过的，亏了她这个知识分去侍它。好在她受过苦，能拿得下力活儿，据说她的女婿是个小老板，经常支撑扶助她些钱，不然日也难过。换句话说，即使她就是囤积居奇为的倒卖地，或是挂羊卖狗招摇撞骗蒙人家的捐助，我也不发红病，她有那份先见之明，有这份能耐和财路，这财是应该她得的，谁叫我自己害了近视，也没有这个本事，你说是这个理不？何况人家乐意给钱，我又没有捐献什么给她。至于国家或者其他大老板的钱怎么补偿给她，更与我无关，他们随便怎么糟蹋也是糟蹋，反正没有我的份。”

陈山附和说：“是的是的，是这个理。”

洪嫂愤愤地说：“我现在窝火的是那些乡村官老爷。算算总账，这么多年，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地卖掉了十之###，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些当官当儿的，‘女的是珠光宝气，男的是小跟随，住的是园别墅，坐的是劳丝莱斯。儿女留洋国，亲戚沾光满门，洲欧洲游遍，洋狗洋猫成群’。更甚一层的是，他们用我们的地我们的钱财，打线衣一样编织了一密密麻麻不可摧的关系网，使得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够呼风得风唤雨有雨，照他们的话说，是一笔‘十二级台风不倒，超地震震不垮，山坡压不碎，印度洋海啸淹不没’的无形资产，够他们祖孙几代费不完挥霍不尽的。可是我们平民百姓，除了这房屋，几乎就一无所有了。这一次拆迁，我的要求并不很，跑了十好几次官府衙门，申请据政策和我的条件以及生活情况，要求在房屋安置的原则内，要一商业用房，他们是一回绝了。要是住了一、二十层的楼房，没有房对外租，猪不可能养，小小生意经不起别人一挤，大一的生意没有本钱也不会，还要开支米面煤气油盐酱醋电取业理看病吃药儿上学，还要着急孩大了谈对象买房，整家人都象被放到了青石板上一样，只依赖那么一笔饿不死人的低保，你说我怎么活得下去？”

（67）

陈山问：“好象政策对拆迁有很严格的规定，要是拆迁不合乎政策，当官的也不能够独断专行吧？”

洪嫂“嗤”了一声说：“你好象一儿也不了解官场上的事，这年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掌握政策的人不好，上面的政策再好，也纯粹是空架。就象上面给了我们一棵笔直的树木，扶持它的人将它扶得正着立着，它就是；将它放倒在地上，它就是任人踩踏的门槛或烂木。这扶持的人就是当官的，不到我们平民百姓。我们乡原来的和乡长，早已经升上了区里的书记，据说还可能被提到市里去。他的主要功劳和政绩，就是征地和拆迁，用这一条来促了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他把自己比电影《英雄》里的那个秦始皇，公开宣称只要自己认准了打定了主意，什么人都不能使他改变主张。他决定要的地，下面老百姓‘让征也得征，不让征也得征’，签协议得拆，不签协议也要拆。我们这里有一首民谣，你听听：和书记望一望，拆到尹家；和书记瞧一瞧，拆到东河桥；和书记跑一跑，拆到古台堡；和书记走一走，拆完老街。尹家、东河桥、古台堡、老街是我们区的几个已被拆掉了的小地名。现在是时兴这个，他能够与时俱，当然就走红吃香，只是苦累了我们老百姓。”

“要是你们村民齐了心都反对拆迁，他们上边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