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在乡里组织强拆民房甚至已经出事的时候，本来应该站到第一线的村委会却退避三舍不与群众打照面，是心虚到了极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紧紧地关上门，切断了手机电话联络，算完账，又议论了组织一个村组干部到西南边境考察实际上是旅游的计划，说起外边过来的小姐很好玩又便宜，五十到一百块人民币就可以要一个没有开苞的少女陪一整夜，有些人唾沫飞溅热情汹涌澎湃难于自制。讨论完正事，还围着打了几圈麻将。估计拆迁现场的群众早已散尽，再没有什么人来找麻烦了，他们才余兴未尽地散会各自回家。

村支书和会计是最后离开的。

村支书提了一个黑色的办公包正要起身，陶海闯了进来。陶海惋惜自己来得太迟，让人都走掉了。不过，这两个罪魁祸首还在这里，看来也不冤枉。

“你、你来干什么？”村支书见陶海气冲冲的样子，不由得倒退了好几步，问道。

“不干什么，我来找你们帮我办点事情。”陶海抢前一步，一只手劈手夺过支书手中的公文包，用自己的两只膝盖夹着，拉开拉链，里面竟是好几叠捆扎得好好的百元大币。

村支书僵硬地立在那里，手足无措。

“你今天就分了这么几万块，是不是太少了？”陶海嘴角露出嘲讽的微笑。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我们帮你办，”村支书口齿不很自然地对陶海说。

“我今天来，不是为这点钱，”陶海将公文包原封不动地丢给了支书，然后命令说：“我只要你们将最近几年你们合伙私分的帐目抄给我，一笔也不准漏掉地抄过来！”

“你凭什么来威胁我们？”坐在办公桌后的会计冷冷地问道。

“我凭什么？我告诉你吧，第一是凭我们的亲密关系。你们不老是说，干部和群众是亲兄弟吗？既然是亲兄弟，老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你们总是不明不白地拿，不把账算清楚，你们拿少了就吃了亏了，总不是很公平吧？对不对？”

“算你有道理。那么第二呢？”

陶海从自己带来的提包里抽出枪，对着会计说：“我知道你们不怕第一，只怕这第二，我给你预备着了。”

支书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看到这种架势，从陶海双眼射出的凶光里，支书知道陶海今天不是闹着玩儿来的，而是动真的了，不照他说的办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从陶海今天这副豁出一切的凶残面目里，联想到这样的一个血性男儿被砍杀后，不接受和解也不吭一声，连状都不告，只是咬牙切齿闷着头的异常态度，支书猛然醒悟似地读到了不止要屠杀他一个，可能还要变本加利株连全家的含意。贪污那么许多钱为什么，还不是为的活得好一些，如果连身家性命也弄丢了，那要钱干什么用？这个时候，面对着这阴森森黑洞洞的枪口，自己的鬼点子再多、后台再硬、爪牙再凶，都是软弱无力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让陶海改变主意，等过了这个门槛儿，事情转到了上面，那些人有许多是向着自己的，事情就好说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支书的脸上早失去了血色，声音颤抖地对会计说：“你，你快给他抄，都抄给他，快！……”

（102）

到了此时，陶海的心里也有一丝踌躇。如果，支书和会计当真将这几年贪污私分的帐目抄了出来，即使是抄得不完全不彻底，只要能说明问题的性质，从表面看数目差不多，拿到上面去没有人敢于不理睬，他们今后翻不了案，能得到一定的惩处，陶海完全有可能放弃杀人的打算。我陶海生下来也不是杀人犯，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也是父生母养的血肉之躯，这半生我还有许多光明灿烂的方面值得我留恋和自豪，在天的父母不愿意我就这么样的跟随他们而去，妻子、儿子不愿意我离开他们，我活着对他们、对洪嫂、对全村的善良的老百姓还有好处，我为什么非得陪这几个恶棍去死不可？我拿了枪逼迫了他们，即使是犯了私藏枪支弹药、敲诈勒索的罪过，我自己主动地去投案自首了，也不至于死罪，说不定还会因为破案有功而将功折罪受不了多大的刑罚呢。

这个时候，会计却不是和支书一样的想法。除了跟支书、村长是儿女姻亲或内表关系外，会计的女儿在区政府上班，女婿是如今最当红最吃香的区交通局的局长，大儿子在乡卫生院当院长，二儿子开乡政府的小轿车，小儿子在部队已经混上了正营职，区乡领导见了我都称叔叔让座倒茶上烟敬酒惟恐不周，地方上谁也不敢对我小看一眼，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里的财务就是我一手遮天，比你陶海还刁滑的人也只敢有怀疑的心而没有敢查账的胆，你陶海凭什么来跟我较量？全村几千号人口，查出贪污款来你分得了多少？你现在的小日子也过得风风光光红红火火，有妻有小，我不相信你真的肯因小失大舍得脑壳赚这份为民请命的虚名声，你只不过是黔驴技穷虚张声势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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