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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剋完科长便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喝醉酒与小姐玩过后回了家，妻子想趁其醉态十足问出点什么来，便让丈夫的脑袋扎在自己怀里问他：“大令，你爱不爱我啊？”妻子像宋美龄称呼蒋介石那样称呼自己的丈夫。

“爱！”丈夫回答。

“除我之外还爱谁啊？”

“还爱一个人。”

“爱谁？”妻子紧张地问。

“爱咱儿子！”

妻子有点不甘心，停了一会儿又问：

“今天喝醉酒做啥了？”

“喝醉酒能做啥？做那种事！”

“在哪儿做了？”

“在房子里。”

“和谁做了？”吐出这几个字时，妻子的脸色已变得异常严峻。

“和你做！在房子里和你做！”丈夫说着便动作起来。妻子当然也乐意享受爱情的幸福，两个便相拥着向卧室走去。

从那次数字报得过大的事故之后，局长每月报数字时亲自把关。如果这个月报的数字差不多，局长便写“准报”或“报省”二字。若报上来的数字有点大，局长便一笔画掉，要求向县上重新要数字。有时干脆自己想个差不多的数字填在画掉的数字报表上，然后抬头对肃立在侧的统计科长说：“重新打印一遍，报省。”

局里的业务一科和二科的主要职责是赴各县检查。该市共辖十六个县，业务一科和二科各负责八个县。业务三科其实是个机动科：当业务一科和二科检查任务比较重，忙不过来时，便抽三科的人去配合检查。当统计科的人向省上报报表比较忙碌或科里有人请假的时候，也抽三科的人誊写或打印报表。甚至当政秘科写年终总结、半年总结、季度总结、月总结忙不过来时，也可能抽三科的人参与。总之三科就是局长手中的一支“别动队”，哪里吃紧派到哪里去。若哪里都不吃紧，三科的几个同志便都闲着。

该局准备提拔一个副局长的风声传出后，业务一科和二科科长听说三科的乔正年也悄悄加入了竞争行列，便有点不高兴。就像战争年代我突击队准备去夜袭一个敌人的据点时，一个不是突击队员的“小鬼”半道上悄悄跟上来也要去参战，其他突击队员便不高兴，低声呵斥小鬼快回去。最后还是经团长或者政委批准，小鬼才成为一名“临时突击队员”——而他却在那次行动中立了头功！

在这个局里，乔正年虽是一名“临时突击队员”，可他最终在摸据点时立个头功，将那个副局长位子争到手是完全可能的。难怪其他科长要排斥他。一科和二科下县里检查工作，本科抽不出人时，他们宁肯出钱在别的部门雇人参与，也不再抽三科的人。包括统计科与政秘科也如法炮制。这样三科就基本没有啥工作可干。用赵勤奋发牢骚的话说，这个科是和尚的鸡巴——闲着。

在此情况下，只要偶尔有点事做，乔正年与刘芒果抢先一步去做了。比如局长或副局长下乡，局长下乡乔正年跟着去。每到下乡的那天，乔正年至少比平时早来单位半小时，早早就将局长那个黑皮包夹在腋下，像端着一个佛龛一样将局长的茶杯端在手中，到科里对大家讲一句：“我跟局长下乡去了，科里有事给我打手机。”科长说完这句话，便将目光从科里几个同志的脸上移开，冲已从楼道里走过来的局长点着头笑着，弓着腰跟局长下楼去了。科长走十天，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科里也不会有啥事，科里真的连屁事也没有。

有一次科长刚跟局长下楼，赵勤奋便向许小娇和徐有福发表评论：小娇、有福，你们听出来没有？科长从来都是说“我跟”，而不说“我和”，这就是咱科长的精细之处。仅从这一点分析，将来那个副局长的位子就是咱乔科长的。这叫“于细微处见精神”，任何时候都让自己谦卑地“跟”在局长后面。而“我和”就有一种平起平坐的味道。只有市长讲话时才说“我和”：我和你们局长最近去了一次某某县，了解了一下基层的情况。市长才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所以“我跟”与“我和”，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科和二科的科长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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