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今个晚上到我家吃吧。”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正说着说着别的事情，他会冷不丁的冒一句像鲁迅笔下祥林嫂一样的话来，“是的，我傻，我真傻，我怎么会信那个老女人的，人家女人是发长，见识短，我怎么一个大老爷们，发不长，见识也短呢？李大山呀，你不是白活了吗？”

梦里吃糖想着甜，说着容易起来难。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知和行的严重分裂，说的是一，的是一。有人说，最远的距离就是由知到行的距离，这话一不假。在解放前，农民们津津乐这样的几句话，“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命鬼。”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歌当经念。当某一个地主或者财东被土匪抢劫了财宝，又砍掉了脑袋的消息传开，所有听到这消息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就会慨叹地说这样的话来。人们用自家的亲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命的事例，反覆论证这句话的正确，可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力行。大都是兴味十足甚至幸灾乐祸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刚刚说过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脑后，又拼命去劳作，去挣钱，去迎接命的鬼去了，在可能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他们绝不错失良机。看来质的诱惑是远远胜于那些劝人劝世的苍白的理论的。

在过去说大鼓书盛行乡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酒、、财、气”这四样东西的坏，什么“酒是穿毒药，财是拦路的猛虎，是刮骨的钢刀，气是惹祸的苗，”可是谁照着去呢。每逢谁家红白喜事，总是有人喝得狗熊认不得铁杓；每个人都还是终朝只恨聚无多；遇到漂亮的女人，一个个都还是跃跃试；一句话不投机，就白脸汉变成了红脸汉，甚至大打手。

了解了这些乡村的文化背景，就不难理解李大山回答大甩爹话，是那样的开明，后来又为什么得了神经病的缘故了——知了很难到。

还有一个原因，乡村里的老人，大都是为着一个虚无飘渺的名声而活着，特别是女问题，他们以为，给儿带上媳妇，让闺女找个婆家，他们就完成了一辈的大事，对自己的生命就有所待了，就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不负祖上的列祖列宗恩泽了。他们前半生生龙活虎的这那，都是为了这个终极的目的，所以为了给儿娶上媳妇，许多农村人不惜债台筑，盖房，下彩礼，乐此不疲。他们也未尝不知，许多儿都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老的，许多媳妇都是过门三天，就不得他们老人死去的，可是他们还要这样。哪怕儿结过婚之后，就把他们撵家门，沿街乞讨，他们也还是愿意这样，哪怕自己拉个打狗要饭，他们也觉得心安理得，不会被人嗤笑，他这一辈任务完成了。反之没有娶上儿媳妇的，一天三顿鱼吃着，大瓦房住着，也觉得脸上无光，内心里面空的。这也是中国农村特有的一文化现象，他们不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而是以儿孙的快乐为快乐，以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务为快乐。明白了乡村的这特殊的文化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大爹在嫦娥被带走，大找媳妇无望的情况下，大爹神彻底的垮下去的心理因素了。

人们都是在希望中生活的，一旦失去希望，生活就会变得枯燥无味。有人说，一个人假如寿命五十岁，他预先知了，他绝对活不到五十，你告诉他只能活到六十，那他绝对活不到六十。为什么，心中没有希望呀，希望在，生命在，希望灭，生命灭。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在所有的人中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