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时代的尾，在20世纪90年代的戈上被拖得开绽，奄奄一息。《脆弱》的阅读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弥漫在宿舍楼里的诗情画意的情，那“仰天大笑门去”的贵，那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狼、离女20米就早愣夸是“采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来。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由20世纪90年代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金庸《天龙八》里有个信仰定的年轻和尚虚竹，他在遭受暴力劫持的情况下，连破了荤戒、酒戒、戒、杀戒，他对自己的“脆弱”很恼怒、很无奈，但他没有因为破了戒就动摇对佛的信仰，他仍然以一名优秀和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在这里，金庸写了人真正的。《脆弱》的作者也是一样，80年代的戒律，他恐怕也有意无意破了不少了，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脆弱。但是戒律本来就不是永恒的，戒律从来就不是目的。在一个只讲戒律、不讲信仰的时代，小心地收藏好自己的信仰，这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这实在是一。当然，是没有必要炫耀的。找一座空山，吼几句疯语，就足够了。读到最后，忽然发现《脆弱》一书原来的名字叫《近似渊的无边蔚蓝》，这不就是“空山”的意思吗？好，橡，你又欠我一回！（本文颇受橡当年同学好评）  

更上一层天

一不留神，张天天已经长成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照俺们东北的习惯，这就算拳上立人、肩膀上跑的“大人”了。谁像北京人脸那么厚，三十五六了还脆生生地愣自己叫“女孩儿”，吓得俺们东北老爷们儿成宿成宿噩梦。可在我脑里，张天天这丫还是个没上初中的小破孩。其实我一回见到张天天，她就已经初二了，跟着父母来北京个电视节目。可我怎么瞅怎么觉得这孩多小学四年级，瘦瘦小小，老实，不疯不闹不时髦，父母说句话她乖乖地听，是个大人她就叫叔叔阿姨，这哪像个中学生啊？你瞧我们伟大首都的中学生，一个个都圆嘟嘟的，张哇噻闭丫，说句话父母就必须乖乖地听，是个大人他们就敢叫老不死的。我之所以能说一利的北京市井黑话，多一半是在公共汽车上跟这些胖弟妹学的。故此我一听说张天天因为写作受到媒的伤害时，就特同情、特义愤。老夫也是从小就有几分写作歪才，也是因此从小就饱受打击摧残。幸亏那时候没写《真心英雄》这样的名噪天下之作，否则那会儿还是“四人帮”时代，万一被什么“石一歌”、“丁学雷”之咬两，老夫可就没法接好革命先辈班，闪闪红星传万代了。看张天天的《真心英雄》，是不能用我们这些专门吃文学饭的“老不死”的光去看的。北大的锦华教授说：咱们都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看什么作品都是看人家的病。但是我想，我们看“老不死”的作品时不妨多看他们的病，因为这是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可当我看一个十几岁的孩用满腔的真诚写的文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俺自己十几岁时，写得这样的文字不？我们应该依据一个人达到了什么标准来评价他，还是依据他没有达到什么标准来评价他？假如我们发现鲁迅的手稿里有一个错别字，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文学匠？假如我们得知因斯坦不会修理灯泡，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理大师？我们许多“老不死”的专家学者，自己年轻时，拼命鼓宽容，撒撒谎带撒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