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多是开会、洽谈或听下属汇报工作，虽常常走神儿，但还不至于在人前打瞌睡闹笑话。一到下午批阅文件的时候，姚纲便到脑昏昏沉沉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文件上那些方块汉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好像都会动，看着看着便不知它们到哪里去了，费好大劲才能把它们寻回来再接着看下去。更可气的是，这几天下属送上来让姚纲阅批的文件，不知为什么夹带着那么多“华”呀“”呀之类的字，姚纲一看到它们，思绪就不知不觉地跑到阿华和纯上去了。

那天姚纲在“紫蔷薇”桑拿浴的贵宾房里与纯翻云覆雨过后，心情忽然变得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为纯那狂放的情和超的技巧而震惊，为自己经过近十年的沉寂而终于雄风再起而兴奋不已，但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放纵行为而到心神不定，总有一了贼似的觉。他不知纯是因为真的喜他才跟他了那事，还是她平日里也有那样放纵的时候。即便是前者，那也是过于轻率而应当自责。如果是后者，那几乎就是腐败堕落违法犯罪了。如果桑拿浴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那人家来查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呢。

他想起来那天在保龄球馆里与周飚的谈话，那位正直的周总经理好像是很主张对桑拿浴实行严格理正规经营的。他是否应该把这情况向周总经理透一下，至少旁敲侧击地提示他一下，让他督促“紫蔷薇”的蒲经理把桑拿浴里的事得严格一些呢？不然问题，牵累了哪位公民也不太好。至于他姚纲自己，他是决心再也不去那地方了。

姚纲毕竟是皇城下的民，来的时间不长，一时还摆脱不了京城人自视清的百年遗风。那是一群十分古怪的人，重名分而轻实惠，政治上谈阔论而生活上因陋就简，穿一工陋的冒牌酉装蹬一辆吱呀响的组装单车不觉凄苦，只要有国家大事可议有小消息可传便可生活得相当满足。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随便讨个老婆便能凑凑合合过一辈，虽常常看着人家的女人馋但决不敢轻举妄动。虽说都是炎黄孙，但在给自己找乐趣方面，他们本比不了人家广东人和海南人，当然就更不敢跟人家台湾人和香港人相提并论了。他们如果了什么自以为有损名声的事，往往别人还没发现他们自己便坐卧不宁了。

姚纲这个整日同西方人打的知识分，却也未能完全摆脱京城人那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跟纯的事纯粹就是一堕落，一罪该万死的堕落，虽然堕落时很舒服，很痛快。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阿华，虽然他自己也说不清凭什么非要对得起她，他甚至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姚纲就这么半明白半糊涂地批了一大堆文件，临下班时要小分送到各室去。小回来时从公关台给姚纲带过来一封私人信件，是国来的，打开一看竟是罗筱素写来的。筱素自离国以来，这是第一次写信回来。看到筱素那熟悉的笔迹，姚纲的心都吊到了嗓上，一天的倦意突然间全都没了。他赶把信展开急促地读了起来，信未读完便自己坐在那里啪哒啪哒掉起泪来。

筱素在信里说她这次到国去，并不是如她临走前在留给姚纲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是去读书的，而是同她的国男朋友一起到国定居去的。这位国人回国前在一家外国银行驻北京的办事工作，因为工作上的往而与罗筱素相识。就在他任期届满回国之前，他苦劝筱素一起去国。筱素本不愿去，但想到她与姚纲的婚姻生活实在艰难，两个人都很痛苦，找机会摆脱这日复一日的煎熬或许对双方都有好，因而最终答应了国男朋友的请求。这些事彼素以前没有告诉姚纲，是怕他接受不了。现在过去了一段时间，相信姚纲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应该不会对他有太人的打击了。

筱素说那位国男朋友在北京时姚纲是见过的，名叫沃尔夫·克林顿，与国现任总统同姓而不同名，但绝无家族关系。而且二人的政治观也截然不同，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中国人找麻烦，银行家克林顿则总是给中国人帮忙——虽然帮的多是“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