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费，相当于他一个月零十七天的工资。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这是规矩和理了，是一名机关的荣誉。

见习的学生快分了，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之前，大约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黄三木是幸运的，他在同批见习的学生中，第一个落实了单位，让养鱼场的那帮小们羡慕去吧，红去吧。

黄三木不相信自己会走运。一年前，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他输了，输得痛苦，无奈。一双锋芒毕的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两只珠都快瞪落了地，他还是了养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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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南州就是他的命，他南州，这个地方令他着迷。

四年大学，他轻轻易易地拿了两次一等、一次两等奖学金，第四个学年没得拿，是因大家都毕了业。这个成绩，考个研究生是没问题的，他偏又脑了鬼，讨厌极了读书，觉得自己再读它几年，不小心再赚个博士来读，一熬就三十岁了，半辈耗在书本上，人活在世上究竟图个什么呢？况他的英文又是弱项，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其实是在比英文，要耗一劲去对付那蚯蚓般的洋鬼文字，想想更没劲了。他只是不想离开南州这地方。

黄三木书生的年代缺少了官福份，早先只过两年学习委员和几年课代表，了大学，瞎撞撞竟捡了个团支书当起来，到了大三，年级的元老们一走，他竟起系里的团委书记，这官得也委实不小了。

中国的官论的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好了自己也大有好。像系里、班里的，毕业分时少不了是优先考虑留在南州的。

那时的黄三木雄心，心里常念叨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类的句，这些句洋溢着伟人少年时代的自命不凡，以及后来的确不凡的历史事实。在黄三木之前的历任团委书记，现无一遗漏地留在南州的党政机关工作，最走运的已经起了文化厅的厅长，级就有好几个了。

那文化厅的厅长荣易胜，是政治系的第二任团委书记，这第二任自然是指恢复考以后的第二任，文革期间的大学生现在是作不得数的。那天荣易胜到政治系里来风光，一辆乌亮亮的轿车停在系大楼下边，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座谈了一回。黄三木细细地看了，那荣易胜个矮矮的，一张脸是最普通不过的脸，发也没能油光光地往后梳，仍自然原始地遮挡着脑门，只是一副镜看上去值好几个钱，文化厅长不时用手指一下镜框，一笑就能笑个天来，就真像是有文化了。

黄三木觉得厅长的确很风光，他是必须厅长的，然每次想起荣厅长，觉得他委实没有稀奇，渐渐就把厅长看小了。那天荣厅长和大家谈了回中国文化，把大腹便便（pian）讲成了大腹便便（bian），听去像在讲拉大便样别扭。他和一位好文学的学生讲什么托尔斯泰的成名作《战争与和平》，又犯了小小的错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而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在俄罗斯文坛名声大震了。黄三木觉得自己去当这个文化厅长会更好些，至少能把大腹便便和托尔斯泰等问题讲得更准确些。

人无完人，话也得说回来。荣易胜在文化界是有声望的，一是他的政治地位，二是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方面的研究。要谈起嘉兴南湖，红军长征，八年打鬼，四年打老蒋，个个孔都能讲清楚明白。他这个文化厅长比那些脑满的人是称职得多了。黄三木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行家，单就延安整风一节，他就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这件事荣易胜也听说了。黄三木觉得自己要到荣易胜这年纪，各方面的成果应该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