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签名，后来其他人也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是张好画，”托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他又换了一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会带来多少好哩。捷克所有知识分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谢。”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境。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不能集中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边走。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斯自然会设想他儿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什么。”“你们究竟要什么？”托斯问。

他的儿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

“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暴的待，有几个，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签名。这些人，还算得上，什么的。”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比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音。他自己显然也到了这一，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着名医生呵！”“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斯微笑。

“是的。”托斯的儿欣然地叹了一气，托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我的名字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托斯的儿也笑了，是一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的借，稀奇古怪！”托斯的儿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托斯的儿和编辑一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