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窃听。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斯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顺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那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我知。”托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一件很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的产；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任何伤害她的事。托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到那一。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来，比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到一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时，就有这相同的黑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相同的黑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对了，但能肯定他了自己愿意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斯起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时那样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过，作品中的人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着一基本的人类可能，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