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还要正常出版。新局长是从新闻口调来的，十几年前在编辑岗位上战斗过，因为编发过几篇有影响的文章，从普通编辑的岗位上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对印在纸上的东西情有独钟，上任没多久，就亲自视察了编辑部，来看望他昔日的同行。局长视察的时候我正好在外面，副主任没有通知我，却代表我接待了本局的最高领导。听副主任后来说，局长对杂志非常赞赏，他代表编辑部向局长表了决心，要进一步办好杂志，决不辜负局领导的期望。为此，他向我提出在本年度内给杂志增加50万元预算的要求。

“让局长来找我，我对如何进一步办好杂志有更多的想法。”我对副主任说。

“这怎么可以？局长已经跟我们谈过了。”副主任急了。他是一个50多岁的人了，长得精瘦，架着副无边眼镜，像个文人，却老耍商人的鬼心眼儿。

“那你们自己找钱去吧，我不会增加预算的。”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不能？钱是我挣的，编辑部我是第一负责人，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我向局长下保证？”副主任被我噎回去了。这种小人，你不噎他几次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事实上，有个关系跟我不错的编辑已经在私下里告诉我，副主任在汇报工作时多多少少打了我的小报告，说我只知道赚钱，不懂得办杂志，杂志办成今天这个程度，全是他带领编辑部的一干人马干出来的。他的人生最大理想，就是把我从编辑部第一负责人的位置上踢下去，把他名头前的副字去掉。

我不怕他打小报告，也赞赏他的人生理想，只要他有能力办好杂志就行。问题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哭都不行。既然他向新局长作过保证，只好咬着牙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了。没有金钱的激励，各位编辑老爷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自觉地给自己减轻负担，编辑们减的负担全加在了副主任身上，他无处可说，无人可求，惟有用发疯一般的精神勇挑重担了。可怜他精瘦的身子骨，我担心他迟早会累趴下。

我意识到自己该抽身而退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从祖国的南方呼啸而来，想在商海中搏击的人都在跃跃欲试。我在单位的处境本来已是庙小和尚大了，突然又来了个冷面判官，不许这不许那，搞得人无所适从。

我对自己的小金库进行了清点，大约有320来万。这是我当书店经理10年攒下的辛苦钱，等于是用10年的生命换来的。我非常感谢当初那些错看了我的人，他们给了我此生一个难得的机遇，让我用10年的生命去换钱，使我彻底摆脱了贫穷的桎梏，可以潇洒地把所谓公家身份像废纸一样扔掉。

我把辞职信交给了局人事处，拉着赵胖子找个小酒馆交代书店的后事去了。赵胖子是在前年退休的，他把我这里当成了退休后发挥余热的第一选择。综合考察此人，我觉得他还是可用之人，除了圆滑和贪心之外，别的毛病不多。我收留了他，并给了他一个书店副经理的头衔，每月的收入是他退休金的5倍。老头儿被我的慷慨搞得屁颠屁颠的，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惟恐有哪点没干好而对不住昔日的下级。

要好了酒菜，我把辞职一事向他和盘托出，他吃惊得犹如遭了雷击，愣了片刻才说：“不会吧，你怎么会辞职呢？我不是夸你，全局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谁能干得比你好，你把我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他的话豪气冲天，像是为我打抱不平。

“赵经理，您别这么说，比我强的人有的是。我走是给人腾位子。”

“你的位子谁敢接？再说，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我可把后半辈子托付给你了。”

“赵经理，您这话我可不敢担当。我辞职后，要是实在没人敢接我的位子，我看你就挑头干得了。”

“我可比不上你，兄弟。说老实话，这辈子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赵胖子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优点，谁比他官大他就服谁，不是口是心非的服，而是心服口服。

“赵经理，我肯定要辞职下海了。我劝您还是争一争我这个位子，如果上来的人和您不投脾气，走人的肯定是您，因为您是退休返聘的身份。”

“我行吗？”他底气不足地问。

“论本事您没问题，论关系您比我在行。实在不行，拿出点儿钱来，走动走动，我看这事就手拿把儿攥了。”

“行，兄弟，我听你的。”赵胖子的雄心壮志被我鼓动起来，两眼放光，频频举起酒杯，直到把自己灌糊涂为止。

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去过曾给我带来无限风光的书店。人丢掉一件东西比想象的要容易，因为只有善于丢弃才能获得更多。离开书店，我开过广告公司、科贸公司、文化公司，在商海中扑腾来扑腾去，算来算去，多少赚了一些，但是很累，令人越来越疲惫和厌倦，最后我下狠心把公司还给了工商局，带着300多万的本钱钻进了股市，边炒股边写作，过起了文人加股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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