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泽东写给省委的一封信，给任弼时审阅。

这一封信，正是泽东彻夜未眠，在浏上坪所写。派通员火速送往长沙。也刚刚送到易礼容的手中。

任弼时看过泽东的报告后说：“一切为革命斗争考虑，我不顾及有‘诬蔑革命群众’和‘丑化贫下中农’之嫌，我们党要的是一切从革命发，一切从实际发。泽东的报告和决定，以及向湖南省委提的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

第十章血战东门（10）

其实，任弼时这次到湖南来，他的压力很大，他也知作为中央特派员泽东的压力则更大，只是在湖南省委委员面前，他暂时还不能将中央以及第三国际的立场和观，以及对泽东的指控透来。

作为泽东的老同学，正在长沙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易礼容，听到中央领导人任弼时这样一说，似乎为泽东舒了一气。

他当然很清楚，在8月18日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在9月初安源军事会议上，泽东也曾提过“夺取长沙”的暴动目标。但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往往会现大的反差，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对立。只有通过以后长期的斗争实践，才能将它统一起来。而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他从革命的实际发，又提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实际上已经与湖南省委的意见相吻合！

夏明翰也似乎松了一气，为湖南省委，也为泽东。

这些问题，他和易礼容、郭亮等同志曾经多次讨论，达成了共识。

而他们的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肯定。

八、

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湖南省委就确定了长沙暴动的计划，不过能依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当时被当作暴动主力的有三支，也代表了工农兵三个方面，然而事实上哪一方面也不备一暴动成功的条件。市内的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预定为暴动主力，因为过去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过工会，赢得过罢工斗争胜利。可是严格而论，这些“拉车的”和“泥瓦匠”是分散的手工业工人而不是产业工人，不像工厂矿山的工人那样有组织。过去能将他们聚合到一起靠的是工会。“日事变”后工会被查禁，骨逃散，想让这些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成为有组织的暴动队伍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本没有枪支，连警察都很难对付，在正规军压迫下怎么暴动呢？

郊区的农民被预定为第二支暴动力量，原因是过去那里农###动开展得早。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郊区的农###动虽然能得以开展，却很难，因为那里的农民在经济上与城市联系密，商业气息厚，很难像那些边远穷困地区的农民那样起来舍死忘生地斗争。而且由于靠近反动势力的堡垒城市，这里农###动最早受到打击，在秋收起义前夕长沙市郊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组织本没有几，只掌握秘密隐藏的十几条枪。后来有人指责长沙市委负责人宁迪卿等人思想右倾，只是解散了几团防局和惩办了几个反革命，而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群众行的发动，造成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其实，当时本不存在这大规模斗争的条件。如果不“右倾”而盲目去暴动的话，不仅不可能有一线胜利希望，只能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市内医院里有500名心怀不满的伤兵，当时也被湖南省委视为可以运用的一支暴动力量。国民党军阀历来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对负伤的士卒更不关心，近代的伤兵闹事是家常便饭。长沙医院里的伤兵对当局不满，湖南省委利用这情绪秘密派人动员他们到省政府去大闹，许多人纷纷赞同。然而动员他们闹事容易，在当时的白恐怖下要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护共产党并参加暴动，实际上也办不到。何况，这些伤兵既没有枪支，又不是健全人，绝无可能指望他们冲锋陷阵。

此时，在长沙市内，国民党省政府已经得知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于是下达了戒严令。一时城内人心惶惶，群众情绪普遍冷落，路上行人都稀疏，到都看不到有革命暴动的激情。

此时，长沙市内的国民党军有9000人，6500支枪，而且长沙周围的铁路由于未遭彻底破坏，在几天时间内就修复通车，随时可以调兵来援。

在这情况下，任何脑清醒的领导者都认为暴动没有希望。

9月14日，当泽东在浏东门受挫后上致信建议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时，省委自己就看到了形势不利，再加上知湘东的起义队受挫，在未接到泽东的信之前就于9月15日发通知，停止原定9月16日晨在长沙暴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