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分自我所接，这分自我作为超自我使自己与自我的其它分相对立，并且总是以“良心”的形式、用自我本来喜在其他的、外的个上予以满足的同样严厉的攻来反对自我。严厉的超自我和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张关系被我们叫内疚（senseofguilt），它表明了一对惩罚的需要1。因此，文明通过减弱、消除个人的危险的攻愿望，并在个人内心建立一个力量，像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中的驻军一样监视这愿望，从而控制了它。

至于说内疚的起源，分析家和其他心理学家有着不同的观；但即使是分析家也发现要解释这一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如果我们问一个人怎么会有了内疚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容怀疑的答案：当一个人了某他知是“坏的”事情时，他就会到内疚（虔诚的人们会说是“邪恶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答案并未讲什么东西。也许通过稍稍考虑，我们会补充说，即使一个人没有真正去坏事，而只是意识到自己想要坏事，他也可能会到内疚的；于是有人会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坏事的意图和坏事的行为等同起来呢？

然而，两情况都包着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认识到坏事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不应当的。这一判断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们可以否定存在着一个原初的亦即天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坏事对于自我来说常常并不是什么有害的或危险的东西，而是相反，可能是自我所望和欣

1〔参看《受狂的效益问题》（1924年c），标准版，第19卷，第1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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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东西。因此，这里有一个外的影响在起作用，恰恰是这一影响决定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由于一个人自的情并不会把他引向这条途径，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服从这一外影响的动机。在个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对别人的依靠中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动机，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一动机称为对丧失的惧怕。如果他失去了他所依靠的人的，他也就失去了免受危险的保护。首先，他就会面临这个较有力的人用惩罚的形式来显示其优势的危险。

所以在最初，坏的事就是使个人受到失去的威胁的事。因为害怕那丧失，也就必须避免那丧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了坏事和准备坏事之间没有多大差别的原因。

无论哪一情况，只要被上述权威所发现，丧失的危险就会降临，并且在任何一情况下，权威的法都是一样的。

这神状态被叫“内心惭愧”（badconscience）；但实际上它不应得到这一名称，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疚显然只是一对失去的恐惧，一“社会的”焦虑。在小孩中间，内疚绝不会是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在许多成年人中，它也只是被改变到这样一程度，即父亲的或者双亲的位置被一个更大的人类集所取代。因此，只要这些人确信权威不会知晓他们所的坏事1，或者不能责备他们，他们就习惯于允许自己去可能给予他们享乐的坏事；他们所

1〔这使人想起了卢梭的著名的贵人（mandarin）。卢梭提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的论文《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ouratitudetobsp;害怕的只是被发现1。如今的社会大都必须认真对付这神状况。

也正是到了这时，对于被发觉的恐惧不复存在了，而且坏事和想坏事间的区别也全然消失了，因为一切东西都瞒不过超自我，即使是思想也是如此。

从现实观来看，上述情况的严重确实已经消失，因为新的权威超自我并没有我们所知的待自我的动机，而是与自我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遗传的影响却使过去的和被超越的东西继续生存下来，以致人们到事情从本上讲就同它的开端一样。超自我使邪恶的自我遭受同样的焦虑情的折磨，并且寻找着通过外世界来惩罚自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