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也不负责。”

赵说：“你可以围绕几方面去想，过年过节有谁给你或你的家人送过什么，品还是红包，送了多少；为谁办过什么事，还有安排工作，提，等等，人家又送过什么，送了多少。”

杜赞之沉默了。如果说，过年过节送东西，那就多了，那个领导过年过节到家里送钱送的不是排着队，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了，前几年，一个乡镇领导过一个年，少的几万，多的几十万，市里的领导有职有权的，乡镇领导送，门领导送，企业领导送，这个数字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谁那么笨，自己将这些事抖来？平时为人办事，钱权易，也明摆着的，规定要办的事，也可以拖你几天，你不了解政策，自己着急，就赶快拿钱去，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那更是索贿的良机，没有好谁帮你办事？而办事的条件就是给好，尽有风险，但毕竟有诱人的回报。所有这些，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送，一个愿收，也一般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行，只要有一方不说，谁也没办法查。杜赞之自己觉得，在领导队伍中，他算是比较廉政的了，他帮人办事从不以金钱质为条件，就是人家自愿结的他也不轻易要。当然，他实际得到的东西并不少，他这个位置决定了他很难清白。

“过年过节给领导送钱送在几年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说个个领导都收，如果是这样，我们当领导的就得集辞职。”杜赞之说，“至于我自己，我反复回忆，没有想起收过谁的钱。讲句良心话，我这个人对钱不是看得很重，在领导中，我算是比较清廉的了。”

“谁自己都这样认为。”赵说，“在我办的案中，开始谁都说自己清白得很，但最终还是自己讲来了。”

“也不见得每个被‘两规’的人都有问题吧？”杜赞之说得很肯定，目的是试探。

“也有例外的，但很少。”赵说，“我们不轻易决定一个对象，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领导，错了影响不好。”

杜赞之说：“其实也无所谓，这个观我说过了，只要组织上接到举报，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怀疑某个人有什么问题，找来了解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关键是在法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后一句他故意加重了语气还放慢了速度。

“杜书记，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市委书记，着一百几十万人，大权在握，过年过节没有人送钱，你说有没有可能？”赵问。

杜赞之觉得赵这人是不是太啰嗦，刚才他不是就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吗？再说，问这问题本就一没有意思，如果当领导的没有人送礼，也是靠那么几百块钱的工资过日，要负责任，要承担风险，谁还愿当这个领导，更不用说跑官买官了！

“没有人送当然不可能，但你送，人家就一定收吗？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得替人家办事，往往托办10件事，只要一件不称心如意，就后患无穷。因此，境界稍的人就不轻易要人家的东西。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每个有权的领导都一定收了人家的东西，那只能集辞职了。我常常告诫自己，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吃了人家的嘴，要为人说话；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拿了人家的手短，要为人家办事；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要错门上错床。”他说，“现在腐败分虽然不少，但清官还是有的。”

赵问：“信得过的，关系特别的，估计不会有什么后患的，也不要吗？”

杜赞之说：“有些事是很难说的，现在查的一些，都是因为别人问题牵去的，再说，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现在你跟我是这样一关系，明天我不排除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你讲理，理问题客观，跟别人不一样。”

赵听了杜赞之这句话，心里一定很好受，但脸上没有看什么变化。杜赞之为自己这句话得意，上仿佛舒服了许多。“据反映，有一个女人叫洪妍，跟你关系很不错？”他从包里拿一个本，看了一下，然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