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只是让我休息的场所而已。

一房间，全立刻被气所笼罩，整件衬衫都因汗而贴在上。我用手摸到灯泡，打开了开关。在灯泡的照耀下，房间里的摆设映了我的帘。我眨着往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

指尖仍然颤抖着，心也加速了。

“富回来了！”我望着自己的指尖脱说，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和富有相似。至少在我们俩内动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另外一半则是中国人的——虽然我的是台湾人的——我们俩这就像是兄弟一样，都希望能从自己所属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却也都被残酷地排除在外。这个相同，使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

富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曾经听说他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妈、还有两个兄妹，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

我是在区役所大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的。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富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中还不断在嘀咕着，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他视线的东西的神，则漫无目的地到游走。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结果却乎我的意料。富眯着，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神看着我，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成了搭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富总是守在我旁。富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生意，本也碍不着谁——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力的支；富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

我们俩力充沛地找事，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最常的就是打劫“同胞”。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我都会先调查一番，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就到富上场。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给揍一顿，再把钱包给拿回来。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良家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的。每当富抢到了钱包，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线的车票或飞机票。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注：收购车票、礼券等的黑市）的话，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接下来，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买童装是这行的诀窍，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迟早会被发现，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等个两三天后，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我教她们说，这些衣服是小孩生日时朋友送的礼，但是孩穿不合，可否要求退款。大分的百货公司本懒得查，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到她们手里。

当然，这些礼券就拿去金券屋折现。扣掉给这些女人的酬劳，剩下的就是我和富的份了。我们俩四六分帐，他四我六。

富也知在这世界上，动脑比用拳来得重要，所以我们并没有抱怨过。

我们算是对好搭档。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尽量避免碰面，但是富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我是了如指掌。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一直走霉运的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了。

但是富终于给我带来了困扰：他的暴力倾向超乎想像地开始爆发了。有一天，富把一个猎打死了。虽然本不必搞得这么大，但是一旦开了杀戒，富就变得嗜血如命。不我怎么劝，他还是杀红了。后来条追得了，我们只得避避风。

我用和富一起作买卖时存的钱买下了这家店，为着等这阵暴风过。但富可不同。他成了一个论件计酬的杀手，而且不对象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似乎只要是能杀人，即使没钱收他都肯。富的心里好像失落了些什么，而剥夺这些东西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

虽然富常向人提起他在中国时的往事，但对来日本以后的事则几乎绝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