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2）

华人

我看王小波的小说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城》上的《革命时期的情》。当时到很震惊。王小波的小说表面上和文坛隔，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作为总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他看重个人的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90年代的直。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由理论来命名。近来我正在思考，把这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

朱正琳（《东方》杂志）：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受，不故作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觉，不愿面对自己的觉，怕人说自己没有度。

不少作家担心，回到个人验的叙事会丧失度。在苏童的小说里，自我永远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个人的存在，没有勇气面对个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时，没有回避个人的存在。当他的小说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推到了最纯粹的状态时，小说就超越了革命。张贤亮的小说是从历史到个人，

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可能是矫造作的，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是不可能的。写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情的界限，我的观是：必要的就不是情，不必要的就是情。（陈晓明话：在西方，秽和情是两个概念。）

蒋原（《文艺报》）：

王小波的小说对新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我有一个觉，那就是，新验小说产生于新验理论之前。

本书的另一个特是把大胆直、不媚俗地写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束缚。中国的小说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小说撇开了意识形态，自己的验写。这新验是成功的。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验”和“新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会得到。（陈晓明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觉有两方式，一是接受与自己验相通的觉；另一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觉。蒋原：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觉本。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觉走在观念前面。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小说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调现实主义，认为小说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而是超越了“文革”。

这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上看，内容鲁，但一开始看上就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跃、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可能，一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可能是作者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之间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过这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小说能在时间上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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