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概括也是不准确的。“二战”以来30多年，萨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重，并非一个“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所能涵盖的。大致说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对冷战，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希望两者和平共。大约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他的主要政治关注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决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边，为他们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之后，大约从1965年开始，萨特积极参加反对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特别是主持罗素审判国际战争罪犯法。在1968年5月风暴中，萨特决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和旧教育制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同年轻的左派分建立联系，同他们一起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此外，以列和勒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是他为关注的问题。他希望两者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尽自己的努力来促成双方的和谈。

柳文对萨特作的“盖棺论定”是，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在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中，投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烟云”，“暴严重历史局限而黯然失”，“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里所投的激情、岁月、力、思考、文笔几乎大份都付诸东。”总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这样吗？就上面列举的萨特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来看，我无法认同柳文的结论。首先要说明一的是，萨特在介任何社会政治事件时，并不依赖哪一个“政派”或“阵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他不由任何人决定，只是据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行动，完全是自由介的。

萨特采取反对冷战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国侵略越南，即使从今天的光看，我也看不有什么“历史局限”。当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对法共的立场、法共于困难境地之时，萨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说了它的好话；在国际上，苏联相对于弱势，萨特也采取支持态度，从而当了4年同路人；这一政治选择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在以列和勒斯坦的冲突中，右翼采取支持以列的立场，左翼采取支持勒斯坦的立场，而萨特的立场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两者和平共存；由于这一独特立场，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现在我们回过来看萨特的立场，看他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执和远见卓识。

第四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3）

柳文中提到“极左思”，大概是指萨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学生运动以及其后与之一起活动的“主义者”，而这一指称也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都须得清楚。首先，应该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区别开来。两者最本的区别是，前者并非是自发的，它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层号召和或明或暗的纵下行的；而后者完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此引发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其次，应该将中国的泽东思想与法国的主义区别开来。1975年萨特同几位萨特研究者有一个关于他的哲学的谈话，其中谈到法国的主义者。访谈者说：“法国的主义者有10％的成分是，而其余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萨特表示认同这一说法。最后，应该将法国的主义者同萨特区别开来。在同一个谈话中，当访谈者说“有些评论者试图发现您是一个主义哲学家”时，萨特回答：“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是一个主义者。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哲学访谈录》）萨特只是愿意同这些年轻人探讨一些问题，同他们一起一些他认为应该的事情，但并没有将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柳文认为，萨特的永恒价值在于他那些没有受到其政治化影响的文学作品，而萨特自己特别重视的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