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的受，把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

李敬泽：不对，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里有这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生活，他的“人”宽泛得多；我读《孟》，开篇就讲“上下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攻击儒家的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对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的话权威还不大，在西方，这禁制是上帝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神过剩，而是过剩，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当然“下半”不见得是专写的。不上半还是下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饥饿。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不妨想想，那些刚从情网站上下来的哥们，看我们几位在底下谈这个，肯定觉得我们几个是傻x，仿佛几个天真的女初中生谈卖一样。

荆歌：兆言说得是太有理了。我一向以为，的开放确实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没有禁区了，也没有禁锢了，的兴趣反而弱了。就是兆言说的没了“饥饿”。我也用吃来打个比方：民间就有“少吃多滋味，多吃无滋味”的说法。

李敬泽：写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的，否则两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的，更是神的。

荆歌：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写作没有要不要写的问题，如果是一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情。好的描写不一定描写官和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到尾可见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玛在黑暗中的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级的描写是把熔化了，就像温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盐粒，都喝盐的。

荆歌：不过嘴里“淡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儿盐来着。我特别喜《十日谈》，卜伽丘的写，不是恋，还是偷情，真是让人受到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份。我还读过一本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一都不比卜伽丘逊。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蒲团》、《株林野史》、《闹丛》等，我觉得在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