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必须不停地奋斗，而我则恰恰相反。他、叛逆，是个难以束的孩；他格中动的一面能把老师们气得发疯，在男孩中间他则是个天生的领导人。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甚至想都没想过他。但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却在雨中跋涉时遇到了他。他正要去席一个政治会议，而我则是去赴和一个人迷人的金发女郎的约会。托尼试图说服我陪他一起去参加会议，说这会对我有好，我却当面嘲笑了他。他有儿生气，开始对我谈论起政治，告诉我说他要改革我们地区的民主党；我又笑了，这一次几乎是侮辱的。对此托尼嚷：“等着瞧吧，几年之内你就会为我投票的，他们需要有我这样的人在党里。”“托尼，”我说，“我从来没为任何人投过票，也永远不会，但是如果你要竟选职位的话，我也许会破一次例的。如果能看到你成为国总统，我会再兴不过了，你会成为白的光荣的。”他以为我在挖苦他，其实我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

谈话中，托尼提到了他可能的对手的名字，丁·隆。“丁·隆！”我惊。“不是我们的丁·隆吧？”“就是他。”他让我确信。这就是共和党未来的代表人吗？——以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一小小的羽就足以将我击倒在地。

那个笨！他怎么会得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托尼解释说那是靠了他爸爸的影响。我记得老隆，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政客，很难得；可是他的儿！那个比我们大四岁的丁总是排在班里的最后面，而且说话还严重吃。现在这个笨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你知我为什么对政治不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丁·隆成为议员吗？”

“说实话，”我说，“我一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老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德了。我知，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他谈够了托尼·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展情况如何，卖没卖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展，我妈妈就会用那悲哀的目光侧视着我，仿佛是在怜悯我的无知，或许还会再加上一句，说我一向是班里最聪明的孩，有着让人羡慕的机会，可是如今的我却要当个什么没用的作家。

“你要是真能为《星期六邮报》写稿也行！”她会这样说。有时候为了使我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她还会说：“也许《谈天》会要一篇你的故事的！”（我写的任何东西她都叫故事，尽我给她解释了不下数十遍我不写“故事”。“那就不它们是什么吧。”她最后总是这样说。）

临走时我总是对她说：“你肯定我以前的东西一件都没留下？”回答总是：“别再想它了！”她站在栅栏边和我说再见时，总不忘记发最后的警告：“你不觉得应该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吗？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知，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经变成老了。”

我总会为自己没能让他们过上快乐的一晚而懊悔。在去架火车站的路上，我必须经过托尼·雷拉从前的家。他父亲依旧经营着那个临街的鞋铺，托尼就是在这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历久的铺面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托尼变了，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我敢肯定他依旧用意大利语和他的父母说话，依旧在问候他父亲时亲切地吻他，依旧用他微薄的收支撑着这个家，但家里的气氛却已完全不似从前。当托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取得的成功时，该是怎样的一狂喜啊！当托尼发表他的彩演说时，他们听不懂一个字，但是他们知他说的是对的，他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好儿。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总统。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从前妈妈是怎样说起我爸爸的，怎样说起他是他父母亲的骄傲和幸福，而我却是他们的苦恼，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问题。可是，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结果会证明我没有错，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举改变一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彻底的无可造就，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怎样去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