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和看守的呵斥下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刚来看过她的。”

“对，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去埋掉，在地上个牌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明天就可能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送葬的味。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上去一把夺过斧，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