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今日、在往昔，的本质一向总是兽的。要想改变情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文明在这方面的成就总不能不以相当程度地牺牲快乐来换龋”（弗洛伊德，第143页）在他看来，压抑是为获取文明不得不付的代价。如果令每个人的本能（原、力比多）自由地迸发，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文明也就会丧失。因此，文明只能是压抑的文明。

尔库则认为，人类可以拥有非压抑的文明，他将弗洛伊德版的史改写为从自由到压抑文明（匮乏期）再到非压抑文明（富足期）这样一个过程。

他说：“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质财富和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步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即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尔库，第111页）他力图说明的是，尽在匮乏的时期和匮乏的社会，人们必须为文明付受压抑的代价；但是在一个富足的时期和富足的社会，人的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将可以被克服，将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与前两位均不同，他不认为在人类的史上存在着这样界限分明的时期：古代的自由奔放期，后来的压抑期，和现代的解放期。他不认为曾有过一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机构或阶层来施行的压抑；而认为社会对的禁制始终是自下而上的、弥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现为自我禁制；它存在于工厂、学校、监狱、军队、医院等社会组织之中，是一普遍存在的“惩戒凝视”，其目的是制造“驯服的”。

福柯在其名著《史》中反复阐明他关于压抑假说的看法，旨在推翻人们普遍信以为真的一个神话，即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制，遭到了禁忌、绝迹与缄默的三重压抑。他提三个严峻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从17世纪开始的压抑真的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吗？第二个疑问是，权力的机制，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真是压抑的吗？第三个疑问是，批判压抑的话语是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还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一分？他的主要论是，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中，不但没有保持缄默，而且早已被人“说烂了”。

“一切关涉到的东西都必须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语之磨碾磨一遍。”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视和盘端一切涉及自己的的意念、言语、行为力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