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我要纪录我受到的真实。畅销与否，对于我是次要的。为了对文字的责任和自己的快，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引用郑燮的话：“郑板桥画竹，无成竹，淡疏密，短长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足也。”为了增加诱惑力，我对版家熊灿先生说：“这本就算了吧。第三本长篇会有一个庸俗情故事，涉及暴力、金钱和，到时候还请您。”

最不喜一个人吃饭。在赶小说的过程中偶尔和几个小说中的原型吃饭，最后都是对着窗外的冬天，喝一燕京纯生，叹“人生苦短，还是喜什么就趁早什么吧”。

写长篇是个力气活儿，适合三十至五十岁。写了一个座右铭激励自己：“熟读离痛饮酒一日五千字”，几天下来，不仅痛，而且肩背痛，不知岁数再大些，会是什么鸟样。

写长篇多数都有一个“坎儿”，大约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现，不知如何是好，觉得之前写的都是垃圾。写这篇的时候，“坎儿”来得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觉到了。最大的失误是，“坎儿”来的时候，我抓起外衣去逛书店。灯市大街北边有个打折书店，新书堆着卖，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汗冲栋，从地板一直瘀到屋，王小波的全四大本文集才卖二十元。当时一个恍惚，如五雷轰，信心顿失，这里面多少垃圾呀？五百年后有多少书还有人读呀？在这认识下，要多大的和多大的自大狂才能撅着写成十几万字，然后印在净净的白纸上，糟践好些用来制造白纸的树木和草草。想起那个日本鬼芥川龙之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打开阁楼的窗，向着虚空，大声叫喊：“我是天才。”最后还是没用，三十五岁服了安眠药死掉。

回想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这绝对是个“熵”减少的过程。老老实实作咨询报告，一张a4纸，幻灯格式横过来写，可以收客两万。“桃落尽满枝”，过去场上领的校，如今正考虑什么时候破坏国家政策生第二胎，要不要自己开个幼儿园。何苦打着纪录生命经验的旗号，再意人家一遍？

于是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的那一天，然后就号称自己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一个字也不写了，就像烈地盼望着痿的到来。

野史说，江淹才尽后，过着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偷的幸福生活。我愿意相信。

2003。4。1

/*44*/《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1）

《喜》代序：差一成了忧伤的仲永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暴力和情时的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

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成个中篇，生生结了尾。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光灿烂的日》，在结尾用了一这样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xo，看见儿时的傻骑着走过，傻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大，四都是书架。香港的房比我原来的厕所大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方米的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