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五（2）

所有涉案人员全抵京后，刑行了一次大审。杨乃武见案件转刑审办，知有申冤时机，就推翻前供，据实供认，称自己十月初五日在南乡岳母家参加立继仪式，初六日午后才返回，本没有通谋毒之事。其堂弟杨恭治、监生吴玉琨、民人詹善政在余杭县衙呈有公禀，现在药店钱宝生虽死，还有药铺伙计杨小桥和钱坦之母钱姚氏可以作证。葛毕氏也待实情，说明葛品连去世前后情况，并说验尸时，仵作并未指明是服何毒毙命。沈喻氏也待实情，说当时盘问葛毕氏，见她不承认，就到县衙控告，请求查验是否被毒亡。又提讯王心培、王林、杨詹氏、叶杨氏等证人，都供实情。刑就据此上奏，请求再派员到浙江将涉案证人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杨小桥、钱姚氏、喻敬天、喻王氏及仵作沈祥等人押解到京。

儿病故后，蒯即郁郁寡，不思饮，形容逐渐枯槁，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病亡。他作为杨乃武案三审的主持者，遽然病逝，坊间议论纷纷，也给刑的查办带来困难。

第二批被解送的证人一行于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七日抵京，照惯例，刑人员要对证人搜检查。搜查时，衙役们从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上搜一张纸条，写有“刑司员文起暨浙江粮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字样。讯问沈喻氏，说是远亲姜位隆所写，让她来京投靠于文起及刘殿臣。经查，刑司员中只有一个候补主事文超，并没有纸条上的“文起”其人。尽纸张内容未涉及案件，但因案情重大，刑奉旨亲鞫，不敢忽视每一个细节，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寻拿刘殿臣、姜位隆，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终于查明，姜位隆是余杭县署家人，与沈喻氏熟识，见其解京辛苦，无依无靠，就写了一张纸条，嘱咐她到京后找文超和刘殿臣帮忙资助生活用度和盘缠路费，一时心把“文超”写成了“文起”。刑即刻派员将刘殿臣、姜位隆拘系到京，听候发落。此事虽系虚惊一场，也可看刑对该案的重视程度。

刑递解该案人犯、证人京分三批行。第一批是葛毕氏一人发，兵丁衙役戒备森严，弓上弦刀鞘，守护囚车，并安排了两个伴婆随同前往，照顾葛毕氏生活；第二批是一证人，包括沈喻氏、沈仁、王心培、何芳等数十人；杨乃武一人被安排在第三批。因当时通不变，押解犯人规定又不能走路，三批涉案人员采取递解方式，每到一，该地衙门必须提供宿及安保，并调数名衙役替换原来兵丁。因系奉旨京，朝廷特派了一位候补知县亲自看押寸步不离。一路长途跋涉，要走两个月左右方能到京，可谓千辛万苦。故有的证人尤其是女证人实在不愿京作证，但又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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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监生吴玉琨已经于本年五月初一日病逝，就由其妻吴张氏及邻居亲戚作证明画押，加盖余杭县衙印结，带到刑。钱坦母亲钱姚氏患有癫痫病，不时发作，请求不赴京作证，葛毕氏的母亲喻王氏因有年幼女儿不便京，也请求不赴京。浙江巡抚杨昌浚为此向刑请示，说“案系因谋命，事属隐秘，本非外人所知，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云云，请求免提钱姚氏与喻王氏京，只写证词画押即可。刑对其提议断然拒绝，说该案是皇上、太后钦批，不敢稍有疏漏。杨昌浚不得不令新任浙江察使兴奎与新任杭州知府龚嘉俊，清证人，由候补知县刘维福带领衙役伴婆，分批将证人递解到京。未想，杨昌浚这一为民着想的举动也成为他后来获罪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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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证人刚到京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本来绪繁杂的案件更添困难。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五（1）

人犯、证人尚未到京，刑调阅卷宗后发现不少疑：其一，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很难一不漏痕迹，为何葛家邻居王心培从未见到杨乃武到葛家？其二，为什么沈喻氏最初向余杭县衙递的诉状中，没有提到杨乃武？其三，为何未安排钱宝生与杨乃武对质？其四，葛品连如果系中毒亡，其母当时就该看迹象，为何直到第二天才递状控诉？如此等等，都需要调查清楚。

证人抵京后，刑照例对其一一检查，却发现所押的詹善政竟然是冒名替者，就火速严饬浙江巡抚杨昌浚调查上报。经查，原系詹善政不愿京，由杨乃武岳母詹张氏安排，让詹善政外躲避，钱由家里帮工王